作为“文革”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一个代表，宋彬彬的道歉尤为瞩目。 她说，她一直都不曾拥有“宋要武”这个已化身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名字。
原标题：宋彬彬的三个名字
记者_周至美 实习记者_蒋晨悦 北京报道
宋彬彬宣读《我的道歉与感谢》时，不断哽咽、泪流满面。而刘进（曾任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代会”主席，原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之女）道歉发言时亦是如此。
1月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五十多人参加的“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举行见面会的会议室里，矗立着三年前立起的老校长卞仲耘的塑像。
作为第一个被打死的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卞仲耘一直是师大女附中乃至“文革”史上一个难以愈合的伤疤。而作为“文革”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一个代表，宋彬彬的道歉尤为瞩目。 她说，她一直都不曾拥有“宋要武”这个已化身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名字。
在其67年的人生道路上，宋彬彬、“宋要武”、宋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构成一个轮回，或将逐渐拨开47年前的一段“公案”迷雾。
上将之女
这并非宋彬彬第一次道歉和反思。在2012年初，她在共识网发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甚至更早以前，宋彬彬已开始对大众敞开心扉，谈及往事。
宋彬彬为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生于1947年。1960年，她进入师大女附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
次日，师大女附中正在锻炼的刘进听到了广播里播放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特别激动”。她立刻找到了同学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该校“文革”的开始。
两天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师大女附中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担任学代会主席，宋彬彬为四名副主席之一。
根据刘少奇制定的“八条指示”，工作组以揭发批判为主，“不准打人”。但革命的大潮非计划般控制。6月17日，师大女附中就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卞仲耘随后也遭受了批斗。
7月下旬，毛泽东对刘邓的工作组表示不满。不久工作组被撤销，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在7月30日撤出学校。作为“保工作组派”的宋彬彬陷入了苦闷：“撤了工作组的感觉就像找不到组织一样……我不明白工作组怎么就成了阻碍文化革命运动的消防队，也不明白跟着工作组走怎么就犯了错误。”
此后几天，一直到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一天，宋彬彬所在的保工作组派每天在办公室里“反思”，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随后传来了卞仲耘被打的消息。刘进、宋彬彬等“阻止不力、反应迟缓”，卞在被送入医院后不久去世。
对于卞的去世，今年1月12日的师大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宋彬彬说：“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
卞校长之死，让刘进、宋彬彬等人慌了。向北京市委汇报过之后，她们坐了一夜，没有合眼。在经过几天的考虑后，她们在师大女附中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
而高层的形势发展更是她们当时所无法预判的。1966年 8月16日，中央决定召开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接到参会通知后，就开始组织积极分子在大礼堂赶制装备。
毛泽东也准备了自己的装备。据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在这一天（8月16日）表示要出席大会，并吩咐为他准备一套军装。
城楼上
8月18日凌晨三点多，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领队刘进的带领下前往天安门。那一天，毛泽东凌晨5点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过当日接见红卫兵的指挥所参谋张辉灿曾撰文回忆说，当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六天前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 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其中林彪列位第二、刘少奇降为第八。刘远远地站在毛的东边，不言不语。与台下欢迎鼓舞的热烈场面相比，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看起来有些冷清。为打破这种气氛的冷清，周恩来提议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城楼，各校分配名额。
师大女附中分到40个名额。宋彬彬挑选了40个学生，出发点名时，因多出一个，第41个学生没有上去，当场就哭了。
据张辉灿回忆，周恩来将红卫兵分成两个方队，并轮流指挥她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随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楼上的红卫兵代表和楼下的红卫兵一起欢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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