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遭红卫兵批斗 揭秘鲁迅之弟求死始末(图)

　　耿傅明：1956年所谓这个“小阳春气侯”，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当时费孝通不写过文章嘛，就是叫做春天到了脱掉棉袄吧，也就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解说：时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约周作人撰写纪念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他又将从前写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略作修改。

　　止庵：到了鲁迅去世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文章之后，他这个态度就变了，他对于鲁迅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核心的就是鲁迅是人不是神。

　　耿傅明：因为周作人他一贯的态度就认为你把鲁迅当成神来看待，当成偶像来看待，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最大的侮弄，最大的嘲笑讽刺。

　　解说：借着这场政治上的小阳春，周作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所谓的毒草思想，说“现在提倡百花齐放，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好像预先有人承认自己是毒草，便不开放似的，天下有这种事吗?既然齐放，也总让他放了出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不仅毒草被铲除，而且万物凋零。

　　陈晓楠：1951年周作人将满68岁虚岁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知今日为可祝耶可诅耶，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寿则多辱，我以为这是很对的，80岁的时候，“寿则多辱”这四个字甚至被他刻成一方闲章，每每出现在信头信尾，起能够解读的个中况味，深切可感，鲁迅因为早亡，成为了革命圣人，而周作人的长寿竟不幸印证了这句古语。

　　解说：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到了1957年，急转直下变为肃杀，宽松的舆论环境，随着紧接着的反右运动转变了，大鸣大放变为了噤若寒蝉，1960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了《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一文，“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之处，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于是周作人再度沉默，八道湾的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耿傅明：这对周作人应该来说是打击很大的，因为他自以为他唯一的价值，就在他在文化思想上还是进步的，这要说他一无可取，基本不可取，那就是说否定了他的文化上的努力。

　　解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威胁。

　　张菊香：到了后来他又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概是1964年的时候，六几年的时候给康生写了封信，因为他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拮据。

　　张铁荣：所以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促使他写了两次，大概写了两次给周恩来毛泽东一封，给康生一封，《人民文学》就跟他谈，让他自己提你要多少钱?他说我要400块，就给了400块。

　　解说：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写信求助。

　　张铁荣：他要日本的那个酱啊，日本的这个烧烤啊，日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因为他老婆是日本人啊，这个鲍耀明都满足给他寄，他呢用自己的手稿，自己的那些解答问题啊，自己的书信啊还有自己存的那个有点值钱的东西，也寄给鲍耀明来回答着。

　　解说：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家支出甚巨，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1962年6月18号，周作人开始着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这也是他50多年的夙愿。

　　耿傅明：那是他最想译的东西，因为从这些东西里面，可以看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它的基本的这么一种人生的价值观。

　　止庵：他对整个的古希腊文明，他采取了一个批判的态度，对其中的很多可笑的，荒唐的，荒谬的这种虚假的东西加以嘲讽，那么周作人在他为翻译这书写的一篇文章里，提出这是一本“非圣无法”的着作，周作人自己的一生的思想，其实就是“非圣无法”这几个字。

　　译完这本书后，他基本上认为他一生算完成了，他在他后来80岁时候写的这个遗嘱的时候，他说余一生文字不足道，只有这暮年所译的《希腊神话》读者当自珍之。

　　解说：1965年周作人已是年届八旬的老人，四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

　　耿傅明：周作人对文革呢他是没有任何预见预感的，甚至在文革都起来之后，他因为这个津贴没有收到，还要去追问津贴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寄来，他不知道这个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都已经被关进牛棚了，挨批斗了。

　　解说：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时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那些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人，红卫兵进行揪斗抄家，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冲击，8月22号，一群红卫兵小将冲进了八道湾，砸烂了家中供奉的周作人母亲的牌位。

　　耿傅明：冲到这个周作人家，让他罚跪，批斗之后呢就不让他在屋里面住了，就是在屋檐下面站了三天三夜，后来实在是站不住了，就卧倒在那个地上了，后来通过向红卫兵求情呢，让他就是在一个这个，他家的日式的那个澡堂里面住。

　　解说：81岁的周作人两次向派出所递交“呈文”恳请恩准他服用安眠药，进行“安乐死”，早点结束对他来说是痛苦不堪的生命，当然无人会理睬他的“卑微”的要求。1967年5月6日，节气立夏，那天中午，周作人吃了碗玉米粥，下午两点多钟，邻居隔船发现他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极不自然，家人被叫回来后，发现周作人已经浑身冰凉，没有了气息。

　　止庵：他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苦雨斋，虽然他一生有很多的波折，有好多我们说毁誉参半的事情，但是归根结底这人是一个读书人，那这个读书人呢，他的读书的地方就是苦雨斋，所以我觉得这个苦雨斋就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精神象征。

　　陈晓楠：1919年鲁迅买下八道湾这套住宅，一家人住进来的时候周作人是34岁，在这里他前后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这里是他们一大家子人三世同堂天伦乐融的地方，也许他与兄长反目成仇分道扬镳，乃至终老也未能再复合的地方，这里是他在城池沦陷也未舍离弃，终使得他沦为罪人的地方，而这里也最终成为目送他离别这个尘世的地方，周作人也是我们追忆的5位新文化运动旗手当中最后辞世的一位，从我们站立的这个时间坐标点，向民国诞生之初的那些先知们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回望，我们已经跨越了将近100年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