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6年是空政文工团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阶段,该团人才济济,佳作不断,群芳争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在他们创作和排演的大型节目当中,比较出名的有:话剧《以革命的名义》、《渔人之家》、《年轻的鹰》、《女飞行员》、《年轻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歌剧《江姐》,人称“八大戏”。
那一段时间,“八大戏”演出时场场爆满,誉满京城!
“中南海任务”对于空政文工团的自身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每周演员们都要去中南海,中央领导见到他们,时常会有意无意地问一句:“你们团最近又在排练什么节目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文工团的领导干部,从各种渠道听到首长们的这些问话,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鼓励和鞭策,加倍努力工作,争取拿出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
一旦有了新节目,他们就借着去中南海的机会,给中央领导演出。
1960年,空政歌舞团创作排练了一个舞蹈《家家乐》,反映的是几位家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事,风趣幽默,生活气息浓郁,社会反响不错。文工团的领导兴冲冲地把它搬进了中南海。大家都以为毛泽东看完以后,能夸奖几句;即使不夸奖,拍拍手行。
没想到,毛泽东看完以后,说了一句一时让人摸不着边际、又意味深长的话:“我看不一定是家家都乐吧?!”
空政文工团当时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面面相觑。后来,他们仔细琢磨,认为毛泽东并不是在批评《家家乐》。
1959年彭德怀写“万言书”被罢了官。此时中国已进入3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饿死了不少人。毛泽东看着《家家乐》,思绪早已飞出了中南海,所以冷不丁说出来这么一句话。
除了往中南海送节目,空政文工团也经常请中央领导出来看个目。
请的方式,往往是这样的:在中南海的晚会和舞会上,中央领导一旦问起“你们团最近又在排什么节目啊?”演员们就趁势邀请首长前去观看演出,三说两说,便把首长说得动了心,没准儿事情就办成了。
1963年8月23日,周恩来、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空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年轻的鹰》。这一回,就是演员们去中南海时,告诉了周恩来,想请他来看一看演出。周恩来便向负责带队的吴洪范做了交待,说他要看,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吴洪范马上通知了团里的领导,团里的领导又迅速报告了吴法宪。吴法宪给文工团提了一大堆的要求,然后,又通知空军在京的常委,全部都去陪同观看。
与此同时,空政话剧团还学习、排练了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没两天,周恩来就从演员那儿听说了。那天去中南海负责带队的是陆友,周恩来对陆友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我看了6遍,南京军区的、北京人艺的,我都看过。我想看看你们空军演得怎么样!”
1963年8月28日,周恩来、肖华等观看了空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与观看《年轻的鹰》仅相隔5天。
毛泽东也曾经观看过空政文工团创作、演出的歌剧《江姐》。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被请来的?又是谁去请的呢?
周恩来观看歌剧《江姐》不清自来。刘敬贤喜出望外,措手不及。吴洪范私下里叫刘素媛请毛泽东看歌剧《江姐》。毛泽东考虑片刻,对刘素媛说:“我还有外事活动。”
经过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艰苦创作,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沙作曲的7场大型歌剧《江姐》,于1963年9月开始进入试唱排练。
刘素媛在歌剧《江姐》的上半场扮演双枪老太太的警卫员,下半场扮演狱中难友,同时她还在合唱队担任女声领唱。以后在上海灌制唱片时,有些曲目的女声领唱便是由刘素媛担任。
经过一年时间的排练,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中国儿童剧场开始了首轮公演。
公演的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观看了演出。刘晓参加过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在上海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过。看完演出后,他告诉周恩来:“空政文工团有一出很不错的歌剧,名叫《江姐》……”
次日,周恩来、邓颖超事先没有和空政文工团打招呼,晚饭过后,便坐车来到儿童剧场门口,在售票处买了两张戏票。
门厅的工作人员一见周恩来,扭头就往里头跑,口中直嚷:“总理来了!总理看演出来了!”
那一段时间,总团团长黄河率团去了朝鲜,政委陆友率团去了东欧,在家主持工作的是空政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刘敬贤。
刘敬贤,1938年参加革命,由创作《红旗谱》的梁斌引导他走上了文艺道路。刘敬贤是著名歌剧《王秀鸾》曲作者之一,该剧曾被列入“解放区四大名剧”。
听说总理来了,刘敬贤喜出望外,也有一点措手不及。幸好他们平时都在前排留下了4个空位,便请周恩来、邓颖超入了座。刘敬贤和干事顾正平一左一右,陪着看演出。
幕间休息时,在休息室,空政文工团的人请周恩来作指示。周恩来笑着对邓颖超说:“你就说说吧。”
邓颖超高兴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情节感人,歌曲也好听……”
周恩来、邓颖超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大家感到非常的亲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