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本灰皮书
1964年，郑异凡和编译局的同事大多去了农村搞四清，灰皮书的编辑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文革爆发后，灰皮书被称为“大毒草”，编辑工作完全停了，编译局的所有人员都去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2年，灰皮书的编辑工作在反修的名义下得以继续。1973年底，郑异凡从中办五七干校返回编译局，继续从事这项工作。
这一阶段，灰皮书的出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赫鲁晓夫回忆录》、西方学者揭露苏联内幕的书等，二是继续汇集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集，包括《伯恩斯坦言论》《考茨基言论》《布哈林言论》等。
《托洛茨基言论》也开始编译。
之前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是卡片式的短句摘抄，而这套《托洛茨基言论》是全文引用或整段摘抄，以反映其观点的全貌。全书不再分专题，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截止到托洛茨基离开苏联的1928年。
这时候，贬词仍然是需要的。这本书的前言的结尾写道：“看一看托洛茨基的言论，看一看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揭露那些打着‘革命’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骗子是会有所裨益的。”
该书1980年初出版，成为最后一本灰皮书。
为托洛茨基平反
文革后期，郑异凡逐步感觉到，此前对托洛茨基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太极端，托洛茨基没有那么坏。比如，一直说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在悄悄地改变。
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进行《周恩来选集》上卷的编辑工作，选集中有一篇文章《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需要对托洛茨基加以注释。
当时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注释小组担任负责人的曾宪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80年时，关于斯大林的错误，国内基本上已经有了共识，特别是对其搞肃反扩大化和大清洗，基本上予以了否定。因此，这次做注时，不再照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关于托洛茨基是“间谍、匪帮”的注释。
曾宪新和周组负责注释工作的副组长郑新如商量，确定了两条原则：第一，要承认托洛茨基和列宁有分歧，曾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派别活动。不过，这属于党内问题。至于他和斯大林的分歧，则不提。第二条，托洛茨基的功绩要适当承认，用曾担任过的职务，尤其是联共政治局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来体现。
“这条注释经胡乔木代表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核准，实际上是为托派平反开了个头。”曾宪新说。
1988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了为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决定。1989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组在为《邓小平选集》第一卷做注时提出，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错误论断”。
这条注释报到胡乔木处，他加上了两句话：“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一笔，代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首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这可以说，是为托派做了平反，把人家的汉奸帽子摘掉了。”曾宪新说。
199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推出《毛泽东文集》的六、七、八卷，在为第六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做注时，客观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再无评价性的断语，更无一句否定性的断语。同时，注释中第一次提到了托洛茨基的死因，用的是“暗杀”一词。
官方对托洛茨基的评价的变化，郑异凡并不清楚，不过，学术环境上的变化，他也能感觉得到。
90年代末，沈昌文帮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一批书，其中包括托洛茨基读本、伯恩斯坦读本等，找到郑异凡。他编辑了《托洛茨基读本》，并写了前言。后来因资金问题，这本书在2008年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的末尾，他写道：“纵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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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用灰皮：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书
“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反面人物”的书目曾一度收集不到
中央编译局在拟订选批"反面人物"（约40名）的书目和收集其著作上遇到较大困难，因为这些几十年前的著作，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很难找到。其中，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找到。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方面就把"托派分子"的著作消除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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