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本灰皮书
灰皮书中控制最严格的是甲类，就是被视为苏联“人民公敌”的托洛茨基的著作。而他的言论摘录，因为“毒性太大”，又属于其中最特殊的一套
本刊记者徐天
1980年初，最后一本灰皮书《托洛茨基言论》问世。
这本书的前身，是1964年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的灰皮书《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
灰皮书在发行时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红、黄、蓝三种级别的内部购书证。控制最严格的是甲类，就是被视为苏联“人民公敌”的托洛茨基的著作。甲类必须编号发行，只有部级以上高官才能购买。“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属于乙类，奥地利的鲍威尔、法国的米勒兰等人的著作则属于丙类。乙、丙类不编号，只是严格控制发行。
而在甲类灰皮书中，作为汇编之作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因其“毒性太大”，又属于最特殊的一套。普通的灰皮书，书的内页会标明出版社、出版时间和编译者，这套书则无任何出版信息，属于“三无”书籍。
这套书共印刷了500套，但当时只装订了50套，分送极少数单位和个人使用。
“中宣部领导认为，这是由中国自己组织加工的，流传出去不太好。”这部书的编者之一、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直到1980年，堆在仓库里的450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才重新发行。
灰皮书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托洛茨基的“脱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做中央的书箱子”
灰皮书计划始于1960年。这一年，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为此，中央成立“反修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了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调任副局长。1957年1月，原编译局局长师哲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此后局长一职一直空缺。至此，这一职位终于补上，中央编译局与中宣部的工作联系也大大加强。
中央编译局之下，成立了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王惠德强调，国际室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要能提供什么。
1962年，王惠德布置国际室，编一套《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为编选和翻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言论做准备。
也是在这一年，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组成立，与编译局合作，以另一套牌子“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反修书籍。组长是后来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张惠卿，组员四五人，包括后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沈昌文。
国际室按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分类，分别开列名单，寻找著作，分头编目录。其中，分量最重的第三国际的苏联部分，包括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由郑异凡负责。
195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郑异凡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并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进修一年后，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来到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苏联史。1959年夏天，他毕业回国，被分配到中央编译局工作，是国际室最早的成员之一。
对这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思想，郑异凡并不陌生。
留学期间，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郑异凡明显感觉到了学校里的变化。一夕之间，关于斯大林的话题骤然增多。“有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个报告，第二天在班上大骂斯大林。之前大家都不了解，或者不敢说。”
学校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取消了马列主义基础课。因为这门课的教材是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全书充满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甚至歪曲了某些重要史实。
郑异凡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斯大林和1925年后出现的“新反对派”的。“新反对派”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他们反对斯大林的领导，与斯大林有诸多争论。
为了写论文，郑异凡凭着中国留学生证件，进入学校旁边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借阅这些人的原著。这些“反面教材”都存放在“特藏库”里，苏联本国的一般学者都不允许接触。因为奉行中苏友好，所以反而对中国留学生开放。
寻找托洛茨基原著
1963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向王惠德传达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苏大论战主要负责人邓小平的指示：“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九评’ 写作班子）参考。”
托洛茨基主义，是双方互相攻击的常用武器。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而中共又反过来给赫鲁晓夫扣上托派这顶帽子。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七律《读报》中写道：“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1960年6月，他又在《七律·读报有感》中继续写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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