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什么，国内其实所知有限。
1923年至1927年期间，苏联陆续出版了十几卷《托洛茨基文集》（之前苏联只为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出版这样的文集）。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开除出党。1929年，他被驱逐出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大审判中，他又被缺席判处死刑。由此，托洛茨基的书在苏联成为禁书，文集中断出版，已经出版的也被查禁。郑异凡在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所看到的，便是硕果仅存的极少数托洛茨基著作。
中共追随苏联，也将托洛茨基打入另册，“托派”被视为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的著作也从此成为禁书。
事实上，为了找到托洛茨基的原著，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从编书目时开始，就费劲周折、各显神通。
编译局联系了国内各个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找到了零星残存的托洛茨基著作。
编译局图书馆有一笔专门的外汇，可以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书店购书，如瑞士的平古斯旧书店，那里可以买到国际共运史上各种人物的旧作。通过这些渠道，他们找到了《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卷次和部分单行本。
同时，他们采用了一个笨方法，找出《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一页一页地查找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寻找其言论。
有人还想到了一个办法。1952年12月，中国公安部门统一“肃托”，将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他们所藏的托洛茨基著作也全部收缴。其中，上海一地抓捕的托派分子最多，这些书有可能还保存着。
1963年初，张惠卿带着中宣部的介绍信，专程去上海市公安局，几经周折后，终于在一间旧仓库里，找到了这批沾满灰尘的书，包括几本《托洛茨基文集》原著，以及一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英译本和法译本。他将这批书带回北京，如数交给了中央编译局。
而这时，另一个“惊喜”伴随而来。
中共一大代表、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刘仁静，彼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他和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参与了灰皮书的翻译工作。人民出版社每个月付给他90元工资，他则要交15000字的翻译稿。
刘仁静与张惠卿关系不错，听说在寻找托洛茨基的著作，以为中共要为托洛茨基和托派平反，十分高兴，就偷偷找到张惠卿，说自己手头有托洛茨基的书。
1929年春天，刘仁静结束了在苏联列宁学院的学业，绕道欧洲回国。他对托洛茨基很佩服，就托朋友打探到当时已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住处，特意去拜见了他。
“他恐怕是中国少数甚至唯一见过托洛茨基的人。”89岁的张惠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托洛茨基送了刘仁静一套自己的著作，以后每出一本新的，都会给他寄一本。这些书，有些在颠沛中丢失了。当时，他尚存有7本《托洛茨基文集》的俄文原著。这些书，被中央编译局当做了宝贝。
“我编译的书，成书后我都拿不到”
1963年11月，《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发行。
该书收录了近40名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名录。凡在国内能找到的，都附有收藏单位，以及此书在该单位的书号。
此外，还翻译出版了目录上的一些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所著的《被背叛的革命》《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评传》。
每本书出版时都加了前言。前言必须使用贬词，对书的内容进行彻底批判。
《斯大林评传》的前言如此写道：“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
“我编译的书，成书后我都拿不到，因为等级不够。托洛茨基的书太敏感，只有高官才能看。我去向人民出版社要，最后只给了我很少几本。”郑异凡至今觉得遗憾。
在他家中，14个五层书柜依墙而立。他很快找到了其中的几本，包括《斯大林评传》和《被背叛的革命》。
同时，郑异凡还和林基洲一起，将托洛茨基的观点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编出了15个专题，如关于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战争与和平等。
每个专题需加上标题、“插题”（即小标题）和“提尖”（即把文中最尖锐的语句提出来，放在每一章节的前面）。
1964年，由15个专题构成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编辑完毕，在中宣部印刷厂印了70份，送中央审阅。6月，康生的意见传达下来，认为编得很好。邓小平看后，也说“编得还不错”。随后决定，作为灰皮书出版。
为此，郑异凡和林基洲专门在原有的前言、“提尖”上加入了贬词，分为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印刷了500套，但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原因，最终只装订了5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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