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也乘着酒兴恶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 “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对于“四人帮”说的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经讨论，决定让汪东兴去问邓小平。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毛主席。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的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同意了。
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1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问他，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如实回答。张春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满，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间，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告诉过任何人，才使邓小平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冲击。
4月7日，就在邓小平住进东交民巷的那天晚上的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1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 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内，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虽然已回到宽街的家里，但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给华国锋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但是，对邓小平的表态，华国锋不予置理。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不表态。
但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当时，邓小平正因病住在301医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帅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虽然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合华国锋等人的意见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所以华国锋才这样推三阻四，讳莫如深。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这年的3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党中央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他强调：“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1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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