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到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一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 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到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1 万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这就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 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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