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阻邓小平复出内幕:先承认“两个凡是”(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的极力压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最多、最大的1个冤假错案，也是导致邓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难的直接原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帜，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灾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四人帮”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但是，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切身体验到了邓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的危害性，因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抵制这场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哀之中。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声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正是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天。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 “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新华社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在讨论谁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只是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才只得作罢。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一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 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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