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哪里?
2012年11月，吴师傅所在的330号楼楼管会召开了第一次整治群租的会议。“为了躲避二房东，我们聚在一个咖啡馆的包厢里，就和地下党接头似的。”
此后，330号楼接受了与其他四栋楼类似的“改造”：首先，安装“智能梯控”系统。这是一种电梯控制技术，即在原有的电梯上安装一个类似“门禁”的装置，只有刷卡后电梯才会启动，而且每张卡只能将业主送到自己居住的楼面。
其次，在已经实施的门禁制度(即住户必须凭借门禁卡出入大楼)的基础上，楼管会根据多年的经验，研究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对于门禁卡的办卡数量，一般三房不超过4张，四房不超过5张，且门禁卡实行实名制，只发给实际居住的租客，而租客办卡需征得房屋产权人(大房东)的书面同意后，持身份证件、租房合同到派出所办理临时居住人员信息采集证明，然后凭楼管会的审核回执，到物业公司办卡，且门禁卡上需印有办卡租客的姓名、照片、入住房间等信息。
与此同时，每天晚上7点至9点，楼管会还会安排人员到一楼大堂值班，防止有人破坏门禁制度。
这整套措施正是9月2日314号楼发生斗殴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据时代周报了解，当晚，值班人员在检查门禁卡时遇到一名带着租客上楼的孕妇二房东，二房东拒绝出示租客的门禁卡。这时，两名正要出门散步的老夫妻对租客及二房东提出质疑，并引发口角。
随后，楼外的20余名二房东闻声进入大厅，以业主推搡孕妇为由，围攻包括上述老夫妻在内的多名业主、楼管会成员以及前来劝架的其他住宅楼的业主。
9月23日，当时代周报记者与两湾城的多位二房东联系时，他们大多避之不及。而其中一位安徽籍二房东则简要地强调了一点，内环内楼盘的租金价格太高，一些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低收入人群对群租存在需求，“我们的生意只是一种市场行为。”
对此，两湾城的一位老业主告诉时代周报，“多年来，由于群租猖獗，业主遭了很多罪，而且这个小区的房价也因此低于相同地段的楼盘。当然，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很重要，但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不能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
在这个问题上，素来观点犀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一些大城市，政府应当允许在中心城区建设贫民窟，换言之也就是廉租房、保障房。
“因为租不起房才会群租，在目前房价高、工资低的背景下，这是低收入人群的必然选择。如果政府不建设贫民窟，那么，结果就是他们四处群租，满世界地搞贫民窟。而且，这个贫民窟不能建到城郊去，否则，他们没办法上班，依然会回到中心城区群租。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是富人住在郊区，贫民占据市中心的贫民窟。但在中国，政府显然舍不得这么做。”顾骏说。
事实上至今，中潭路两旁，甚至是两湾城的公交亭、大树脚下，写着群租信息的塑料板随处可见。而若年轻人的住房问题无法缓解，租客、二房东和业主这三方的博弈即便在两湾城被高压“消灭”，也会在上海别的小区里爆发。
然而对怀揣上海梦的年轻人来说，这一切并不重要。
贵阳人在深圳
人口结构倒挂，深圳“围墙”若隐若现
改革开放30年的话题无法绕开深圳。一如在谈起新围城话题时，也绕不开这个缺少“原住民”的城市。
深圳曾做过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人口超过1300万，然而本地户籍人口数量仅为250多万人，人口结构倒挂的现象，使得深圳不得不着手建立非户籍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变的合理门槛。
这一举措令深圳无形的“围墙”若隐若现，过去30多年无数个深圳励志传奇中的苦尽甘来形象，慢慢地被新的户籍制度和新的商业规则减淡。
新一代的深圳外地人，除了在深圳捞金，“深圳人”的身份也成了其水到渠成的收益。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刘元雄
刘元雄颠覆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他的创业过程缺乏各种“吃苦要素”。
2012年初，他结束了6年的贵州高校教书生活。“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刘元雄曾统计，即便是高校的机修专业，专业课时也不足全部课时的5成。“剩下的都是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对于一个搞机修的，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下去，会误人子弟，我不想造孽。”除了工资也很低以外，这成了刘元雄离开高校的另一个重要理由。
由于跟学生的关系很好，老师要创业，学生们也都表示支持。其中几个当时就辞了职，包括放弃南方报业工作机会的，决定跟老师一起创业。
如果说城市对想要进入的外来者有道高墙，那对于这些有初始资金和一技之长的外地人来说，深圳的这道墙并不如想象中高大。刘元雄将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做了个比较，“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则产业不集中。想要低资进行运作，只有深圳最适合”。他的想法很单纯，既然四个大城市各有缺点，那就只看性价比，“你最容易在哪里立住脚跟?你的第一桶金什么地方来得最快?”
简单地分析以后，2013年4月，刘元雄在深注册公司，他没有像很多资金紧缺的创业者一样，在关外生活。而意外地在均价约四万元一平方米的蛇口租下一套150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海景房，既当办公室、摄影棚，又做宿舍。房子的风景很好，阳台上种满花草，大海近在眼前，偶尔还能听到轮船的低鸣。在飓风“天兔”来临的时候，海上景象蔚为壮观。因为不远处是蛇口的海鲜码头，自称为“吃货”的刘元雄在伙食上也不节省，员工们一起做饭，粤菜海鲜做得特别好。
他的想法很单纯。公司是文化传播公司，以制作视频为主要业务。既然是智力类型工作，环境当然要好。“何必用高昂的价格去吃苦?”蛇口的租金当时只要7000元，自己和几个员工都住在办公室，效率也能提高。对他来说，办公室租在关内，宿舍租在关外的做法代价太高。“你让员工每天路上两个小时，身上还有几分气力可以工作?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你干完了就睡，睡完了就干。”
而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要靠22万元的资金起步干事业，不是易事。刘元雄花了7万多购买设备，4万左右租下一套房，其他的就用于日常生活和运营周转。由于较大的公司付款周期长达数月，在去年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员工没有工资。这在普通公司看来，不可能维持。但熊刘元雄有两个天然的优势：他的八名员工基本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部分人也是这家公司的股东，因此即便几个月没有工资，也愿意维持;他自己及学生在媒体圈和网络机构的关系，能够帮助公司在开始阶段接到一些大单。刘元雄说，公司去年4月份成立，6月份就靠朋友介绍接到第一单生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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