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说的和我父亲贺龙“共负一个方面和地区的领导之责”，指的就是1947年7月到我父亲1949年10月离开西北，挥兵进军大西南那段日子。在这之前，他用了12年，从陕北的群众领袖成长为党和军队领袖集团中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猖狂进攻延安，他担任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西北野战军副政委，在4个多月里，协助比自己年长15岁的彭总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三战三捷。至此，西北野战军扭转了整个陕北的战局，开始转入内线反攻。
1947年7月21日，鉴于战争形势突飞猛进，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将我父亲贺龙统帅的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决定，由我父亲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央作出这个决定，说得通俗些，是此后由彭德怀在前线管打仗，由我父亲贺龙统管后方，这样，前方与后方便达成具有战略纵深的一体化了。
因为经受战争反复摧毁的西北，土地贫瘠，存粮少，后援严重不足，边区的兵员补充和粮食、弹药供给，此时成了西北野战军转入大规模作战的瓶颈。加上后方机构庞大重叠，人员冗杂众多，工作忙乱无序，正在进行的土改工作又出现了严重偏差，如果不做此战略调整，解决后方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尤其是如何发动群众，生产和筹措更多粮食支援前方的问题，期待中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将失去依托，难以为继。前提是，我父亲需要把他从湘鄂西带来并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特别是被一个军事统帅视为生命的三个野战纵队交给彭德怀指挥，由战场指挥官改为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的粮草官；习仲勋同志也要撤出战场，回到后方与我父亲同甘共苦。但在党的决议面前，我父亲和习仲勋都毫无怨言，毅然赴命，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3 在以后的两年零三个月里，我父亲和习仲勋风雨兼程，宵衣旰食，殚精竭虑，反复在黄河两岸奔波。与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不同，做机动性极强、消耗力极大的野战部队后盾，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整天在群众中穿梭，动员一切力量为前线服务。
而从边区向四周蔓延的战争，就像一棵大树，把无数条根须伸向后方：抬担架，救伤员，做军鞋，修筑工事，筹措粮草，运输各种军需物资，整顿内部组织，肃清奸细，动员参军，接受和改造俘虏……哪方面都不能懈怠，不能耽误。前线和中央机关向后方要人，要粮食，要子弹，一个命令下来，第二天顶多第三天就必须送到。
然而，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和习仲勋运用他们驾轻就熟的指挥艺术，迅速组织了两万游击队和十万民兵，像天罗地网般撒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拔敌据点，伏敌车队，夺敌给养，缉查敌特，有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边区遭受连年大旱，农业歉收，财政经济困难，动员群众发展生产是决不能延误的事情，可青壮年都上前线了，乡村只剩下一些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奇缺，那就精兵简政，紧缩开支，调整学校课程，把从机关和学校挤出来的工作人员全部赶下去种地。
当然，与一切群众工作比较起来，为前方筹集粮草，输送军事物资，是十万火急雷打不动的第一要务。部队打到哪里，粮食就要送到哪里。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8万人每月需要粮食一万六千多石，一粒都不能少。在父亲和习仲勋主政后方的头半年，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打来的催粮电报就多达20多份。两人睁开眼睛，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催粮和运粮。为保证前线不断粮，父亲和习仲勋不惜从边区仅剩下一个正规旅的部队中抽出两个团，专门去做买卖，把边区的土特产贩往国统区出售，换回战争急需的粮食和物资补充部队。父亲交代，这两个团从敌占区弄回来的给养，在陕北我方无论碰上哪支部队，可就地征用。
晋绥是父亲经营多年的老地盘，比陕甘宁富庶一些，父亲利用自己的威望，从老根据地群众中一年征得的军粮，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总和。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战斗多年，经略多年，熟悉每个区县的民情、社情和土地的收成，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他深入绥德、米脂、清涧一带征粮，亲眼看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也要把节省下来的那点粮食送给部队，有的还把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提前收回来，连夜炒干充当军粮。在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当年曾跟着他闹红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干面，心里非常难过，急忙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来，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到延安送给毛主席。
4 寒冬来了，父亲和习仲勋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历史上著名的土改纠偏。因为新一年就将到来，解放区在不断扩大，而土地是群众的命根子，也是战争的命脉，如果不解决土地问题，不仅来年的春耕和秋收将受到极大影响，而且任由极“左”风潮蔓向全国，势必让战争后方大乱，以致断送前方官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尤其习仲勋在陕北土生土长，又最早在陕北发动和领导革命，熟悉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早在小河会议期间，他就注意到了边区土改中出现的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利益、乱斗乱打的错误做法，指出此种偏向必须得到纠正，不论这股风是由谁吹起来的，有着怎样的权威。
这里需要交代一段历史背景：1947年1月，身为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队在晋绥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一个所谓“化形地主”的错误概念，他认为晋绥是老区，要按过去的标准，不可能再揪出地主和富农。因为老区的地主富农都把财产转移到工商业上去了，有的因交出了土地而成了劳动者，所以必须“查三代”，即只要往上三代够地主条件的，都属“化形地主”，并列入斗争对象，连破产了也算在其内。“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康生叫得最响并推向解放区的口号。之后，土改工作团把这些极“左”做法和口号带向边区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风起云涌，泛滥成灾，老百姓称为“大锅里煮牛头”。骇人听闻的是，当时在晋绥实行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等肉刑，竟不下15种之多，结果把许多人查成了破产地主或富农。有些干部，只要与地主富农沾边，即被当成“石头”搬开。在如此高压下，不少地方出了人命，其中静乐大夫庄一次就逼死3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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