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人们怀念毛泽东原因就是愈演愈烈的贪腐(图)

　　如果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

　　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

　　人物周刊：重庆“唱红打黑”落幕之后，“新左派”行情下跌，因为人们嗅出了一点投机的味道。

　　王蒙：投机是一种人格评判，我没有资格对人进行诛心之论。从理论本身来看，我觉得新左观点用来讨论美国的问题是非常合适的：不要一味地现代化，不要一味地发展科学技术，要警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提醒我认为也很好。

　　只是有两点我闹不明白，一是新左派的文风那么晦涩、不好看;另一个我觉得他们没有超出毛泽东当年讲过的。资本主义的软肋：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治安恶化，似乎确实能被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扫除——真能长期、全面扫除么?许多论点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也不是什么“西马”、詹明信、福柯提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词汇在中国的使用，跟它在西方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媚俗(Kitsch)……好多望文生义、不管原文的。

　　人物周刊：包括80年代命名您的一些作品是意识流的代表作。

　　王蒙：那是我的一些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等等，它们都写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跟意识流沾点边儿。我初中作文就喜欢写人的内心世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也有那个苗头。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也没有读过意识流的任何理论，我也承认自己当年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相对皮相的。

　　人物周刊：在文学上您有没有遗憾?比如，茅奖或诺奖。

　　王蒙：这不能算什么遗憾。奖不是文学本身。奖也是人评的，不是诗神缪斯在那儿评的。

　　文坛上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是拿自己做标杆来衡量别人。我欣赏和羡慕很多写作人，钱锺书那种高耸渊博，冯宗璞身上那种书香门弟的知礼和高雅，汪曾祺那种散淡文人的趣味，贾平凹那种源于泥土的执着和幽馨，铁凝那种甘甜，王安忆那种精细专注，莫言那种自由，张承志那种忧愤，可我是王蒙;我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米兰·昆德拉，我只能是王蒙。25年前就有人宣布王蒙过时了，可我还在写，每年拿出来的作品至少一部两部。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政治在为您的写作提供素材、经验、视角的同时，会不会也让您在文学上失去或减损了一些什么?

　　王蒙：难说。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我有这样多的对于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吗?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我的政治经验，首先是人生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官场八卦。

　　人物周刊：您几次提到一位当过地方高官的老革命的由衷之言：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王蒙：中华民族吃饱了才几年?内忧外患、贫穷愚昧、饥饿一直跟这个民族如影随形，谈得上普及教育吗?谈得上提高文化素质吗?还有中国的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问题在于，越是现代化，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显露了咱们文化素质太差的那一面，比方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障和诚信底线，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状况显得还不如计划经济大锅饭时期。日子好过了，也更需要文化、道德、礼数的自觉和约束，否则，富裕比穷困更易制造黄赌毒、腐烂恶臭和卑鄙下流。过去的高谈阔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假大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信仰多少能抵制一点低下龌龊吧。

　　传媒时代、触屏时代来了，舆论空间大了，却暴露着似乎是越来越丑恶的现实和部分博主的愚蠢乖戾。人们的知识和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难怪不止一个人或一个小派别在怀旧，各种旧。跟物质生活相比，文化、精神上的生活更需要调理。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王蒙：让贤，回到电脑前边写小说。

　　左右之争

　　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

　　人物周刊：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八十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您接受吗?

　　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了，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人物周刊：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了。

　　人物周刊：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弈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

　　王蒙：这还真是一半牵强附会、一半事出有因的说法。1979，咱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双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干部三化或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补一条革命化);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即席发言“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提倡“宽松”，邓小平4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年，用高占祥的话说，是A系列和B系列(更偏向于改革者和更偏向于保守者)“轮流高兴，轮流住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