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其实不信也是一种相信，相信自己的不信，自己的不信也不信，那反而会相信一些东西了。
人物周刊：在阿城、查建英写他们父亲的文字里，在朱永嘉还有许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一个现象，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那一代人对自己年轻时的信仰(包括这种信仰中的漏洞)、对所托付的这个组织(包括组织犯下的错)，都表现得无怨无悔;而这种情感，下一代人很难理解：他们是不是在假装相信——如果转而不信，不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一生?
王蒙：我当然理解(他们)。搞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没有啥深刻与真理性可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麻烦，也有一代人的使命与建树。我出生于1934年，拿1934年与2013年相比较，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你实际上相信什么，实际上不信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要故弄玄虚的吗?
毙不是最好的办法
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人物周刊：您接触过的官也好民也好，有没有真把现实的、个人的利益看得比较淡，比较超然的?
王蒙：当然有。老的共产党员里头，晚年的夏衍我接触比较多。那种空空荡荡的房子，那种破旧的沙发……他连我那点儿家当都没有。他是可以过得好一点儿的，他的书画和邮票加起来我估计是能成为巨富的，可他对那些物质真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身后，按照他的遗愿，那些书画和邮票百分之百地捐给了浙江博物馆。
解放初期的党小组会上，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朗诵到某些段落，是会放声号哭的，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理解。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共产党员里头，的确有人是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完全无意为自己争一个什么级别啊待遇啊，那太不重要了……这样的人有是有，只是少。
人物周刊：可现在有的领导分了房，一下拿到两百多把钥匙——您书里写的。
王蒙：我是听到过有这种反映。两百多把钥匙的事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门锁、柜锁越来越多，每一种都有不止一个备份……现在不是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满腔的理想主义，是要掉脑袋的……
人物周刊：当年您参加地下党，都做些什么?有危险么?
王蒙：当然有危险，我就受过特务的警告。但是呢，国民党的管理比较粗疏，它不像共产党的组织那么细腻，它没有那个管理能力。昨晚我看凤凰台一个节目，讲国共两党互派特务打入对方机构的时候，共产党员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当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潜伏了9年。其间有一次，他跟着胡到了前线，没法通过固定的联系人递送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他就采取了最冒险的一着：写一封信，明明白白写上这个情报，贴上邮票，寄回后方，结果那个人就收到了。许多人看了不相信，怎么这么轻易呢?我就信，这种事我就碰到过呀：来找我的上级，骑着自行车来的，裤兜里塞满了传单，满得都快溢出来了，一路上也很有可能掉出来，满街都是警察——四野包围北平的时候，傅作义成立了执法队，街上开辆卡车，上头站3个人，分别代表军、警、宪，说是抓着共产党，不需要审讯，当场处决，因为已经处在战争时期了。我们河北高中一位锅炉工也是地下党员，后来我们大量的宣传品，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委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告北平市民书》半麻袋半麻袋地就堆在锅炉房里头，搜出来是不得了的事，居然就没事。第一是国民党那个网络的粗疏，第二是共产党已经处在一个绝对胜利的形势下，即使被国民党发现，你可以反过来威吓他：你少废话，一声不许吭，不然出不去一个月，你全家灭亡!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当时地下党的工作分几种，我们这叫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宣传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必要，发展外围组织与党组织的成员，组织小规模的不起眼的抗争——一个老师不好也可以罢一次课，总之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简单地说，就是捣乱;一种叫情报工作，他不能以左派学生和异见人士的形象出现，他只要情报，所以自身形象越模糊越好;还有一种叫特殊任务的，比方锄奸、策反。现在的电视剧里，常常把这3种搅在一起，你潜伏搞情报工作的，还顺便锄个奸细、策反俩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有没有一些经费?
王蒙：没有，相反得自己花钱。1949年3月我刚参加工作，是自带铺板——三条木板两把铺凳去的，后来捐给了公家。我那时对革命的认识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现在有些人呢，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那会儿干部是供给制，全国也就分3种灶：大灶、中灶、小灶——从延安带过来的，它们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一年发两套衣服，大中小3个号;女同志每月津贴稍多一点儿，说是需要多一点卫生纸。就这点儿差别。新的政权在初期总是欣欣向荣、充满生气的。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投身革命，一对比，国民党是松松垮垮，一堆腐败官僚成天说着陈词滥调，共产党呢，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敲锣打鼓，都会唱歌儿……
人物周刊：可现在的腐败……来的路上，同车厢俩老先生正议论刘志军案：就该枪毙!
王蒙：咱们也毙了不少了，成克杰，那是国字头的领导人。毙不是最好的办法，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我曾经建议过纪委、监察部门直接对中央负责，行政跟监督两条线分开。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腐败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
有些老革命，认为是改革开放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是，还能回到大灶中灶小灶么?还能让今天的领导人穿着带几个大补丁的衣裳，三步两步走进农民家，上了炕头盘腿一坐随便拉呱么?或者在窑洞里接见外国使团，接受国书?回不去了。
人们最容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就是愈演愈烈、愈丑的贪腐。为什么“唱红打黑”能赢得一些人的叫好?“打黑”是很能树立掌权者威信的，使人又爱你又怕你，因为，他敢出手啊。
人物周刊：问题在于，明明知道腐败横生、层出不穷、惩前不毖后，为什么就不敢出手呢?
王蒙：出手当然出了无数次手了，只是它的效用还有待提高，还有很大空间。
人物周刊：有人说，腐败是表象，真正的弊端是权力。在中国，是不是只有争权的文化和历史，缺乏限权的土壤?
王蒙：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权力监督方面需要改善的许多事情要做;第二，中国有许多有效地使用公权力、遏制犯罪与混乱的事情要做。这两者理论上是一致的，实践上却有时互相掣肘。
权力过于集中
他必然非常忙碌
人物周刊：现在年轻人里头生出一支叫“毛左”的，可能是对现实失望之后的“隔代亲”。
王蒙：毛主席在生活上确实简单，他住的地方比较大，廊子比较宽、有檐(保卫人员可以休息)，此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对什么金银财宝，没有一点点儿兴趣，我看过谁的回忆录，说有人在他面前数钱，他露出不悦的神色，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走开。他本身也不需要钱，他拿着钱上中南海小卖部买盒烟?
人物周刊：高层领导和现实、真实怎么就隔膜了呢?谁隔的?
王蒙：是啊，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1987年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敏感年，调原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来当副部长，有关领导在介绍的时候说：全国都搞包产到户，他不搞。这个说法已经够新奇的了。后来我跟烟台的朋友说起这事，他们大笑，说是恰恰相反：更早的烟台领导搞包产到户不积极，才换的济夫去主政。只能说明：领导太忙了，忙中难免出错。
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非常忙碌，那些大事小事事无巨细，能把他活活累死。说实在的，我见过的那些个领导，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没有上下分权的概念，就是局长的事情，部长不要管;如果局长做得不好，部长可以撤换他。但我们这儿，就一个分房子的事，部长都得过问，这本是房管科的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乐于传播他的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事迹，比如车过中南海，看到往日站岗的小战士换了人，要过问;交通事故，要过问;外事宴请添个莼菜汤，也要亲自安排……我一方面觉得周总理确实很辛劳很伟大，另一方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是不是太前现代了?
官大到一定程度，想知道真实情况，不容易。经过庐山会议、“反右”斗争等等，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不听话的，关键在于言听计从，紧跟照办。下面是什么心理呢?领导上你这儿来，看了、指示了、走了，万事大吉;看到听到觉察到某些闹心的事儿，弄不好大祸临头。所以那些弄虚作假、走过场、临时拉一队群众演员的事儿就这么来的。我说过，哄着领导高兴，不是功劳，是罪过。你只有让领导真正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把问题解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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