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子弟文革中反“走后门”退学 40年后称无悔

　　一退到底之后

　　在农村生活，最现实的问题是，吃不饱。没有油，铁锅一直生锈，每天烧饭之前，都要给锅除锈。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钟志民给大队书记写信，书记特批他五斤肥肉。钟志民将走了这个小小后门得来的肥肉通通熬成油，吃了整一年。

　　一开始，他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点想念南大的生活，觉得有书读真好。”钟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一年多之后，情况就改变了。他学会了犁地，能挑重担，一个月能挣几百个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学组织学生会干部看望钟志民，谷嘉旺作为班级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钟志民，晒得很黑，剃了平头，非常瘦。穿着一件破军装，一只裤腿挽到小腿上，脚下都是泥。“他已经一口土话，和当地人交流顺畅。但和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是会说普通话。”

　　1976年，文革结束。在清算四人帮时，有人提出反“走后门”是针对老干部的，钟志民差点被打成“三种人”。好在，公社里从农民到书记都为他说好话。他庆幸，自己每天低头劳作，很少外出开会，没有成为风头人物，才能安全过关。

　　1977年，钟志民成了生产队长，次年又当上支部书记。他过年常常陪着农民从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气不减，在农民中很有威慑力。他带着村民兴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讲愿景。最后，两千亩地实现灌溉，不再“靠天吃饭”。

　　“我看着老百姓能吃饱、有钱花，他们的命运开始得到了改变，这种感觉很好。”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步步地，他成为共青团瑞金县委副书记、书记，共青团赣州地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南康县委副书记。

　　1987，他被任命为江西驻深圳办事处主任，负责招商引资。这个原本沉入中国乡村最深处的退学大学生，阴差阳错来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脱胎换骨般的洗礼。“在内地，几块钱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请港商吃饭，花了600元，我看着账单都愣了。”

　　钟志民逐渐意识到，靠带着农民种地、修水利来致富太慢了，只有经商才是最好的发展之路。1997年，他辞去公职，正式下海。

　　几经浮沉之后，他投身燃气业，只身南下云南曲靖，从零做起，如今已是一个近500人规模的燃气集团的总经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钟志民，操相当熟练的曲靖方言。从瑞金开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立刻学会当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这个小社会，始终带着当年的痕迹。每个员工都要轮流在大门口站岗，以锻炼意志。单位小卖部不用及时结账，记账即可，一周一结，以考察员工的诚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报事业发展局局长的谷嘉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初班上的30个同学，多数进入了军队内，最高已是军级干部。只有钟志民一人选择了下海。以钟志民的聪明和勤恳，如果在体制内一直干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钟志民却认为，自己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其实并不适合体制内。

　　他的身体略有些发福，当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渐磨去，说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他说，经历了这么多，他才能说，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