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错了，我承担，我改”
为了给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学生补习，南京大学先进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钟志民感觉，知识在“膨胀”，熄灯后还经常一个人在卫生间里看书看到一两点。
1972年年底，正式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钟志民逐渐觉得，他们所学的19世纪的古典理论，和20世纪中后期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文革的现实严重脱节。谷嘉旺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想法当时普遍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朦朦胧胧，却表达不出来。
宿舍的同学经常交流。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说话谨慎，都经过深思熟虑，但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对教育改革，他认为带有竞争性质的高考才是选拔学生的好方法，现在的方法不够合理，需要改变。
因强调“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政治系的社会实践很多。1973年5、6月，他们去南京凤凰山铁矿搞“开门办学”。期间，传达了《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
福建莆田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说，“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自己的儿子插队后最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反之，一些干部子弟下乡没几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干回去了。毛泽东回信说：“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传达时，群情激奋，让钟志民颇感抬不起头。
钟志民前20年的人生，都过着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权生活。
他的父亲、时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是行政九级干部（十三级以上为高干），每个月工资250多元，母亲是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正处级干部，工资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
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的时候，他生活的军队大院却有特供的物资，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开供应。军队高干家庭住着独栋的房子，配有专车。他曾有一块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丢了，他毫不在意，母亲又给他买了一块180元的。
不但上大学，钟志民当兵，也是走后门的结果。
1968年10月，他从南昌第二中学毕业，上山下乡去了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没多久，全国征兵。他找了县人民武装部的一名政委，对方为他从另一个公社调来了一个名额（本来该社一社员已体检合格，即将入伍），结果下乡不到3个月，他就入伍了。
其实不仅仅是特权阶级，当时走后门已经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胡福明还记得，从吃的到用的，从菜场到百货商场，人们都想尽办法走后门。连买几个西瓜，都要去商场的营业员那里走后门。一切的社会关系，都被动用起来。
胡福明和其他老师都在不同场合谈起过，对走后门一事的厌恶。他们并不知道，钟志民也是走后门来的。
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刚到大学时，他曾想给部队写信，说“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现在又听到这么多的议论，血气方刚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学的念头。
“我觉得我还年轻，退学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这个事情，我就要站出来说，老子就是干了这个事，但我承担了，我改。”钟志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于退学之后去哪里，钟志民却有些茫然。他当兵也走了后门，要退就该退回到农村，但扎根农村之后，生活怎么办？而且，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此时恰逢大一结束，钟志民特意买了一条烟和几斤糖果，想去插队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却无颜迈步。
放假回家时，钟志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震动了全家上下。
母亲告诉他，这个认识是对的，但不同意他退学，认为影响不好，别的领导家的孩子怎么办？父亲工作忙，只跟他谈过一次，认为“不一定退”。他则提出，干部子弟不去农村，说明马列主义都是说给别人听的。父亲无言以对，最后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
大学二年级开学回校，谷嘉旺注意到，钟志民变得沉默寡言，像总在思考些什么。
他终于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个周六。他记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军装，怀揣着写在3张稿纸上的退学申请报告。
这是头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花了数小时写出的。他感觉，自己心里的想法“如同破壳的小鸡”，跃然纸上。
他在校园里找到时任南京大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王勇，将报告交给了他。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