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官员回忆胡耀邦:身边无一人能推心置腹(图)

　　第三篇是《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我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不是行政领导。政府是国家机器，依法有强制权力实施行政领导。

　　第四篇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写了很长时间，没有写好，实际上是我自己一直没有想好。“以其昏昏”当然不能“使人昭昭”。后来写了一篇《信仰危机说明什么》，大致意思是说旧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说明新的现实了，它必须有个新发展才行，因此要继续解放思想。

　　1981年4月，我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按照我在那组系列文章里的观点，论述了“三”和“四”的统一性：它们不是对立的，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就是在坚持四项原则。《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把它登在头版，相当于官方对这场争论做了个结论。

　　两件事

　　沈洪：您曾谈到1980年代初的一些事情，能否仔细讲讲。

　　李洪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不是个人创造的。虽然归根到底是民心所向决定历史进程，但在某个历史关节点上，个人依其所处地位，可以起重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看社会制度和历史时机。

　　1979年胡耀邦提出来一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能深入讨论下去的话，能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前十年。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大庆“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文章指出：应该把生产的目的搞清楚，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这就是“生产目的”讨论的第一篇文章，结果惹恼了计委，计委找人用“石由”的笔名(即石油工业部)写文章批判《人民日报》。虽然“石由”的文章火气很大，但也未尝不可以平心静气地和他讨论下去。但这时胡乔木要求赶紧停止生产目的的讨论，以免引起党内不和。生产目的的讨论只好中止。

　　1980年，李维汉专门找到邓小平谈封建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指封建专制传统对党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邓小平同意李维汉的观点，当时政治局也做了决定要反封建主义。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会是一次很好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胡乔木又写了封信给邓小平，大意是要慎重，不要一哄而起，应该先指定几个人“研究一下”，弄出个“方案”，然后再正式开始。结果这封信写完就完了，他根本没有组织人来“研究”。

　　胡耀邦在改革之初

　　沈洪：胡耀邦在改革之初起了很大作用。

　　李洪林：批判“两个凡是”、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国转不到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来。领导理论大军打破思想枷锁，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是胡耀邦;解放“地富反坏右”，使他们抬起头来成为一个“人”，还是胡耀邦。所有这些被胡耀邦解放出来的干部群众和“五类分子”连同他们的家属，总共有一亿多人。胡耀邦敢于挺身而出。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是真正的“勇者不惧”。没有他一马当先披荆斩棘，中国怎能转上改革开放的轨道?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必须有自己的班子、幕僚、助手或智囊，不能孤家寡人。胡耀邦身边没有一个能够推心置腹，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人;没有一个在危急时敢于奋不顾身、为他冲锋陷阵的人。虽然他拥有一支思想解放的理论大军，却都是“神交”，只是精神相通，毫无私交，连朋友式的来往都没有。

　　邓小平是1977年中才出来工作，到1978年底才掌握实权。在此之前，平反冤案、解放干部、解放思想，全都是胡耀邦一手运筹和领导的。包括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内的整个共产党，对胡耀邦都是支持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是众望所归，至于开会选举，当然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福日公司事件

　　沈洪：1984年，您赴任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那里，您感到实际工作上的改革开放比思想领域更加艰难，难在哪里?

　　李洪林：项南到福建当书记后，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他可以大胆做一些事情。他邀请我去当社科院院长，还兼党组书记。因为省里领导很开明，所以在开展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放开手脚。但当我接触到经济方面的实际时，才知道旧的计划体制是多么僵化，多么不易突破。当时福建常务副省长张遗，是项南的得力助手。他主管经济工作，我们俩私交很好，因为观点都一致，很谈得来，他也常跟我发一些牢骚。他分管经济，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次一条船的桅杆坏了，需要砍一棵杉树做桅杆，但旧体制管得很严，但凡砍树都得经过国家批准，他气坏了，说我这个省长连给一条船批根杉木的权力都没有。

　　我在福建接触到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福日电视机公司。1982年中央给政策后，由张遗经手，引进日本日立公司的技术，和福建电子设备厂合资，成立福日电视机公司。这个厂合资前有50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28000台，质量低劣。合资后，只增加了150名员工，年产黑白电视机18万台，彩色电视机20万台，其质量是国内第一流的，并且打入国际市场，一下子赚了很多钱，而且还带动了一大批中国的小厂生产日立的零件，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技术水平。其实所谓“合资”，中方并没有另外花钱，只是把原有厂房作价入股(日方是运来全套先进的生产线作价入股)。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本万利，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那时的国家计委派人来调查，认为福日电视机公司是日本的殖民地企业，还说了一些根本不懂现代经济的外行话。

　　1983年我到福建去，项南为此事向我诉苦。于是我专门调查了福日电视机公司。我调查得很细，最后写了一篇《福日公司调查报告》，实际上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开战。我用事实驳斥了那些外行们强加给福日的帽子，这件事使我痛感计划体制非改不可。它把手脚捆得死死的，中央不立项不给批原料，你根本没法动手。以前我的理论工作在中央，后来在福建的这段真正深入实际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改革真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