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东港码头渔民在拆卸渔船网具。因为中国水域渔业资源匮乏,这一带80%的渔船为谋生去朝鲜海域帮艇。 (CFP/图)
傍艇
“在丹东,不傍艇就是个赔。”
据多位知情人士介绍,“傍艇”始于丹东东港,意为“傍靠”朝鲜军方舰艇在朝鲜海域捕鱼。
“在丹东,不傍艇就是个赔。”经营渔船三十余年的辽东渔捕4086船主姜信敏说。
丹东东港位于中朝界河鸭绿江入海口处。这里是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海港,渔船自港口出海后只需微微向东偏航,不到一小时便会经鸭绿江口驶入西朝鲜湾。
据多位东港船主介绍,长期以来东港渔船便有前往朝鲜海域捕捞的习惯。而东港盛产的梭子蟹、油滚子等渔获更是只有在中朝海域交界处以及朝方领海才能捕到。
东港市星源码头、黄平码头多位海鲜收购商介绍,目前黄海北部中国境内渔业资源已濒临枯竭,朝鲜海区渔货已成为东港海产品的主要来源。“以皮皮虾为例,朝鲜捕获的价格要低至少一半,因为量大。”东港华美渔业谢女士介绍说。
不仅是海鲜市场,东港多处船员中介所负责人都向南方周末表示,如今船员上船都会选择在朝鲜海域“傍艇”的船只。
“朝鲜休渔晚,这样工作时间长,挣得也多一些。”东港赵三姐信息部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说。
资料显示,中朝两国曾于1972年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朝渔业互助合作协定》。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朝渔业合作协定过期后,东港地区的赴朝渔业捕捞便以民间“傍艇”为主。
“傍艇”,是由在朝鲜有关系的丹东人作为中间人,向赴朝鲜捕捞船只收取费用,并将这笔钱转交朝方以换取捕鱼权与保护。“傍艇”的意思是,小渔船傍靠朝鲜军艇在外捕鱼。
“中间人”们在朝鲜关系方各有不同,所组织傍艇的海域也毫无重叠,交纳傍艇费的船只,只能在中间人规定的海域进行捕捞。朝方对于这些渔船也少有刁难,最多是偶尔上船抢走些物资,不会进行扣船。
“现在被劫走的都是没有交傍艇费的船。”已经参加傍艇14年的船主张德才说。当然,也有与傍艇无关的船被劫走,他们多是为躲避高额的傍艇费而在“模糊海域”打鱼的渔船。在目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找不到中国与朝鲜海上边界或临时边界的记录。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专家朴键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说,东经124度线通过渔民的捕鱼活动“口口相传”确定下来的。包括此次“辽普渔25222”号,都是在东经124度线以西被劫持的。
张德才回忆,自己刚刚参加傍艇时,整个东港地区组织傍艇的有二十几家,“都是在朝鲜那边有关系的。”由于这些组织者大多自己也拥有渔船,所以后期多数傍艇组织者便成立了捕捞公司,由公司出面组织傍艇。
早期的傍艇费也多种多样,既有按潮汐次数缴纳的,也有按渔获数量计算的,按月交的反而不多。
据李昌学介绍,早期傍艇不允许船只临时更换傍艇公司,甚至曾出现过船只更换傍艇公司后在海上遭遇恶意撞船的情况。
组织的混乱使得傍艇充满了变数,前船主黄勇在十年前参加傍艇时便遭遇过朝鲜扣船。那次黄勇已经缴纳了每月6000元的傍艇费,但渔船进入指定的椴岛以南海域(中国海图标注为461海域)作业不到1个月,便被扣了。
黄勇去找傍艇组织者,结果对方也没办法,“朝鲜换了中间人”。
涉险之旅
为赴朝鲜捕鱼,没拿到名额的船只开始造假。
直到2007年以后,东港地区的傍艇才逐渐被几家垄断。据张德才及多位知情人士介绍,目前东港地区主要组织傍艇的有六家,分别是宋琦(宋老六)的辽宁宝华集团,迟学平(迟大平)的昌平实业,杨传革(老杨革)的润增捕捞,以及老森保、高强、康义三家。
据船主张智才介绍,一番洗牌后,东港地区仅存的6家“傍艇”组织者基本承包了大半朝鲜西部海域,傍艇也随之变得组织化、项目化。傍艇费的收取也开始有专门的细化分类。时间上分为月度傍艇与季度傍艇,种类上则以船只作业种类区分,如拖网、挂网等渔船傍艇价格便各有不同。
2008年6月,张智才的挂网蟹子船参加了宋琦所在宝华集团所组织的“联合捕捞”,时间一个月,收费为2万元。2万元交到公司后,张智才被要求手拿一张中朝双语的证书拍照,几天后,附有照片的塑封联合捕捞证被送到张智才手上。
傍艇公司的人告诉张智才,再遇到朝鲜船时只要出示证书便可。随后,组织者又交给张智才一面朝鲜国旗和一块同样是中朝双语的铁牌,要求他出海时悬挂朝方国旗并将铁牌钉在船头驾驶舱下方。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独立海域。自己的海域周围,会有巡逻船往来,驱赶不是自己傍艇公司的渔船。六家公司当中,宋琦的实力最强,所承包地区有大量油滚子、黄花鱼、梭子蟹,是最受追捧的傍艇公司。杨传革的润增捕捞稍逊,但承包地区同样有大量的梭子蟹。
随着近年来黄海北部污染的日益加重,加之过度捕捞,在丹东附近海域捕鱼变得更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加入傍艇行列。据辽东渔捕4086船主姜信敏介绍,如今在东港地区80%的作业船都参加了傍艇。
要傍艇也并不容易,张智才介绍傍艇公司每年从朝鲜方面拿到的名额都是有限的,“一般最多也就200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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