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为首都的南京，有个张姓古董商极善作伪。1935年，他根据《古泉辞典》，伪造了一批萧梁时代的五铢钱范，声称是在南京光华门外草场湖出土，借此发了笔财。尝到甜头后又用唐志残石，刻上“谓山窑”三字，又刻上“大通纪年”。
当时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是中央古物保管会委员，见此石刻，惊为稀世宝物。张很大方，干脆将石刻献给古物保管委员会，获60块大洋奖励。报纸上还对此作了正面宣传。
此后，另一委员马衡看出了破绽。朱希祖遂将张告到法院，结果张姓古董商行贿法院，反而胜诉。胜诉理由有些强词夺理：你一个考古专家无法鉴定赝品应该自担责任，且“奖金”也是自愿颁发的，古董商未强要。从此朱希祖再不谈考古。朱希祖之子朱楔，后以考察六朝陵墓而出名。
现今，文物造假又呈一波高峰。造假者技艺更加精湛，造假对象则趋于重大文物。
盗墓对文物造假推波助澜
图：湖北襄阳盗墓者打的盗洞
如今在各博物馆附设的文物商店里，都可以购买到仿古文物。这类物品以工艺品的身份在市场上合法流通。制作仿古文物的厂家需取得相关资格，而很多没取得资格的厂家也在这一行业中伺机谋生。一般来说后者的产品售价要低于正规厂商，生产管理业相对混乱，很多文物造假也是从这一渠道流出。
与制假者一样，盗墓贼也有自身产业链，两条完整的“产业链”部分重叠且共同发展。
盗墓贼以“伙”为单位作案，探墓盗墓后将赃物送至中间人处，再由中间人向富商、收藏者乃至博物馆贩卖。“现在的盗墓贼与文人雅士都有一定联系，他们往往得手后就将物品送到北京。”倪方六说，“除了收藏家和鉴赏家，潘家园背后的大老板们也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
由于中国文物种类繁多，制假产业链也较复杂。以青铜器为例，制假者一般先选择精致、好销的器型，确定后请专业人士拍照、制图。这些专业人员或为制假团伙自己的技师，也常常“外包”给正规文博单位、美术院校的“工艺大师”来完成，这些人也愿意接此类可捞一外快的私活。有些古董只有博物馆的人才能见到拍到，所以有时“私活”也必须请他们做。
接着便需要制作蜡模。制蜡模对技艺要求很高。“在安阳有个村庄，那里的一些村妇长期在村里这样的作坊里打工，技艺已相当熟练，都成了制模的能手。”倪方六说。
赝品能不能以假乱真，关键看做旧工艺，以青铜器来说，做旧有很多种办法，物理法和化学法以及各种民间土秘法会分步骤使用，以求达到最终完美的效果。
玉器的作假更有讲究。如苏州的玉器制作，从选料到设计都十分讲究，“苏工”更是玉器雕刻中顶尖的技法。但以前无论“苏工”如何美轮美奂，却始终无法骗过眼尖的收藏家，其关键在于玉器雕磨打琢做旧后，却无法拥有古玉的“水头”。
这里的“水头”和缅甸翡翠用来判别等级的“水头”概念并不完全一样。以新疆和田玉为代表的中国软玉是古玉器制作所运用的传统材料，玉器长期埋在地下后，其透光度和柔润度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形成特殊的光泽。
在过去，“苏玉”最后一道工序并非在苏州完成，工匠们会将玉器运到安徽蚌埠做最后一道工序，经蚌埠大师之手的“苏玉”外人很难辨识。“蚌埠人肯定有自己的独门祖传秘法，就算苏州人再精明能干，这道做旧工序也只能到那完成，苏州人并没有偷师成功。”倪方六说。
“盗墓贼也会购买赝品，多用于‘埋地雷’。”倪方六说。“埋地雷”是现代河北河南等北方盗墓贼的说法，就是将假货事先预埋在要“盗”的地方，这是针对喜欢现场“包坑”大老板的作假方式，实质就是忽悠买家，让其现场看着“生货”的出土过程。“眼见为实嘛，不明真相的老板往往会上当，盗墓贼有时比文物贩子更奸滑。当然，所埋的‘地雷’都是稀罕、贵重的假古董。”
有一个故事是：民国时，长沙有个姓蔡的古董商，经常与盗墓贼合作，也善于仿造古董。有一次，盗墓贼将一件他仿制的战国铜器埋入盗洞内，后来蔡姓古董商约某大学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货”。该教授亲眼看到他们从盗坑内取出一件精美铜器，其纹饰和铜锈都非常逼真。该教授便花巨款收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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