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在铁路系统各层级间流通，“官市”一朝形成，刘志军与其“朋党”即结成共罪体系。一旦某官出事，就会集体施救，避免同盟土崩瓦解。
在刘志军治下八年，铁轨在中国版图上迅速延伸。与此同时，他还在潜心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利益输送系统，历时25年“经营”，已覆盖铁路部门至少三个层级。奔驰于其上的并非动车组，而是金钱与权力。
2013年6月9日，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出庭受审，其涉嫌的贿案细节，曝光了这个铁轨上的“官市”。
检方指控，刘志军自1986年在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任上始，至2011年从铁道部部长之位落马，涉嫌因“卖官”受贿1178.65万元，买官者名单覆盖六名铁路官员。连续“进贡”多年后，这些官员得以在铁路系统内部数次升迁，执掌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或被选任、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庭审中，刘志军认可上述指控。
官位寻租因呈现复合特征，是最恶劣的贪腐方式。这是腐败超越低层次的“吃拿卡要”的流程腐败后，呈现的更为高级复杂的形态，可称为“超越委托权而出售代理权的腐败”。以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通过行贿获得官位的人，必然随后通过“卖官”或审批权寻租来获得回报——即未来的官官或是官商交易。
在铁路系统内部，卖官鬻爵也并非刘志军的专利。从他这里获得升迁帮助的官员，再度将权力“变现”，向更低层级的官员出售官职。刘志军本人，亦委托掮客丁书苗以钱铺路，为下属“买官”，系统内部的“官职买卖”体系可见端倪。
体系中各层级都遵循以下原则：向上买官谋求保护伞，从而支撑卖官的运转；向下卖官和向外寻租乃可保证现金流，继续买官扩张可卖资源。铁路系统内部的“官市”一朝形成，刘志军与其“朋党”就结成共罪体系。一旦某官员出事，就会集体施救，避免同盟土崩瓦解。
“卖官”最长17年
早在1986年，刘志军就已开始向下属“卖官”。
根据司法材料，铁路系统六名官员都曾向其行贿，谋求提拔任用。虽然人数不多，但每次“卖官”都发生在铁路系统重要岗位上，部分官位甚至被几次倒手，反复套利。处于“官市”上游的刘志军，卖官行为都发生于其任职铁路分局一把手和铁道部官员时期。不少涉案官员都是在行贿四五年后，方获提拔。
检方指控，1986年，时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刘志军，接受该局多种经营办公室经济开发部副经理刘敏霖请托，为对方职务晋升“开绿灯”。
此后，刘志军仕途一路走高，离开武汉。他对刘敏霖的卖官生意并未因此中断，而是持续了17年。案卷显示，刘志军分别在郑州铁路局副局长、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任上，三次帮忙提拔刘敏霖，使后者官至武汉铁路烟草专卖局局长。刘敏霖先后28次给予刘志军钱款，折合176.56万元。
25年内，刘志军沉浮宦海，数度升迁，从中南地区一个铁路分局的局长，最终成为铁路王国最有权势的人。武汉涉水“官职买卖”后，刘志军将此类交易于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柳州和南昌多地复制。
与大规模卖官案件不同，刘志军向下卖官并非事前明码标价，而是基于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或谋求好处费的偶发个案。在行贿刘志军的买官者中，都与其在工作上有过交集。
南昌铁路局原局长邵力平是刘志军提拔的另一名武汉旧交。自1999年起，十年内邵力平陆续向刘志军“进贡”七次，折合744.15万元。这也是刘志军涉嫌的最大一笔“卖官”贿赂款。邵因此得以横跨郑州、柳州和南昌三个铁路局，且每次都坐上各局的第一把交椅。
铁路系统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铁路的工种繁多，考核难以量化，提拔标准不清晰。刘志军案中，部分行贿官员在获提拔任用时，还按规定程序走了过场，卖官操作隐秘，难以暴露。因此，刘志军的“卖官”交易可长线保持，时间跨度最长17年，最短的也有4年。
分析刘志军案发现，其“官市”门槛并不高，局级干部可从中谋求升迁，基层干部谋官亦可直通刘志军。在国内官僚体制下，越级行贿高层，由对方出面向下级施压以达到基层干部的买官目的，并不鲜见。而且，这种方式不易引起外界注意，绕开纪检监察部门的关注。
起诉书指控，1996年起，时任长春铁路分局列车段段长王子博便开始“活动”刘志军，四年内累计给他送上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44万元。2000年初，王子博得以担任长春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军在背后发挥了作用。
居铁道部部长之位后，刘志军的能量已能辐射到铁路系统之外。京津地区的两名铁路官员就曾向其谋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检方指控，2002年至2003年，刘志军接受时任天津铁路分局局长梁映光的请托，推荐他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并因此从梁处收受贿赂51万元。原北京铁路分局局长安路勤连续六年到刘志军处走动，送上钱款82.73万元。刘为其担任局长、推荐其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等事项提供了帮助。
刘志军还曾为了给自己去职后铺路，意图“买官”扶正一名副部长，希望通过裙带门生铺设私人关系网，离任铁道部长后仍能延续此前的利益。
案卷材料证明，2008年至2010年，刘志军指使掮客——山西女商人丁书苗疏通关系，丁书苗找到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某帮忙，并支付500万元，结果最终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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