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手记
谁是制造者？
《“制造”弃婴》这则新闻讲述的是贵州省镇远县多名超生婴儿被“制造”成“弃婴”后，被国外领养人合法领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要人物有“弃婴”的父母、领养人、计生干部、福利院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等。
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后，很多人指责父母的麻木。可是他们无法对此辩驳。无法辩驳的原因是，他们确实参与了制造“弃婴”的过程，他们无法面对这个心灵的创伤。更重要的是，他们找不到和外界对接的表达方式。
“2009年6月19日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徐林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却是为她自己的，‘不知道我老了怎么办？’”（摘自《“制造”弃婴》）
这是徐林珍的表达方式，也是他们这个群体的表达方式，此种表达方式必然会引发城里人的批评：麻木、自私。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来解读，可能引起的非议就会大为减少。比如，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他们到死才算退休，他们没有被国家纳入养老等福利体系，他们仍然要靠“养儿防老”，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没有男丁，将来他们靠谁养老呢？
以此类推，用同样的表述方式，可以这样理解计生干部抱走超生婴儿的行为：基层计生干部受到政府的压力，他们为了得到微薄的工资而不得不完成计生任务，而各级政府也背负着计生指标的重压，这是影响他们政绩、决定他们政治前途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计生成绩之所以成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国家人口太多了。如果不加约束，所有生者都会毫无尊严地活着。
福利院也可以这样解释他们的行为：各地福利院是否开展弃婴收养工作，主要看当地政府重视程度。而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福利院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而涉外领养是获得社会捐赠的重要途径。
对于政府对福利院支持不力的现状，地方政府又可以这样解释：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而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必须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和基础建设。
其实，这些就是制造“弃婴”的源头。面对残酷现实，我当时产生的主要情感，不是同情，也不是愤怒，而是漫无边际的无奈，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制度和环境的无奈。（鲍小东）
回访手记
他为什么举报？
2008年年初到2009年年中那一年半的时间，对蒋文（化名）来说是段痛苦的回忆，“现在提起来心里都还有阴影”。2009年1月他在很多论坛发帖―――《镇远县焦溪镇三名婴儿不知去向》，由此引起国外收养家庭和媒体的注意，最终令整个镇远县计生人员制造“弃婴”涉外送养的隐情浮出水面。
在此之前，他作为实名举报者，已经将三四十封举报材料寄给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贵阳等地的媒体，“但没有一家媒体给我打电话”。他还曾将24个EM S的材料寄往从县委县政府到中央的相关部门，但都是石沉大海。
回想以一己之力试图制止荒谬的年月，他都不知自己哪来的勇气，“怒火无法扑灭，豁出去了”。
10年前就从家乡镇远到广东闯荡的蒋文，2007年准备与湖南籍的妻子添一个孩子。他回乡办准生证时，“计生办工作人员说我老婆的准生证明不合格，让我去重办；而且办理准生证需要交200元押金，做节育手术后才能退”。蒋文非常生气，“回一趟湖南不容易，这是有意刁难，我是合法公民，生养小孩还需要交押金，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他后来听说黔东南州16个县“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县城办理准生证的押金在1000-1200元。
蒋文曾经是中学老师，遇事不妥协，宁可给妻子迁户口也不愿交这笔押金，和村里的亲戚打电话谈及此事，“他们说这个不算什么，我们这亲生的孩子都被拿去卖了”。他跟村干部求证，村干部告诉他哪几户共抱走了几个。再问镇里，镇里让他别管闲事。他觉得不可思议。
办准生证的遭遇让蒋文晚上想起来都会做噩梦，“身体疲累，精神上也觉得痛苦”。花了半年的时间，他把妻子的户口落到了焦溪镇，才办理了准生证，交了200元保证金。而为妻子迁移户口的费用就花去5000多元。
2008年11月女儿出生，他已经决定要将家乡孩子被计生干部抱走的事公之于众。给女儿雇好保姆之后，他一个人赴上海工作，瞒着妻子开始寄举报材料。他害怕妻子不理解他的选择，也害怕举报会给家人带来麻烦，而面对山区村民最害怕的计生大网，他也有说不出的恐惧。
那一年半，连妻子都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他害怕被监听泄露行踪，每一两天用公共电话给妻子和女儿打一次电话。“老婆以为我在上海有了外遇，差点跟我离婚。”他还得忍受和刚出世的女儿分离的痛苦。
蒋文变换着地址寄举报材料，镇里、村里通过家人给他传话，他害怕打击报复。举报获得媒体关注之后，他一回居所就要四下观察是否有人跟踪，甚至不敢回家。
但他还是不放弃，挨个政府部门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收到材料，跑邮局查实邮件的接收情况。他希望举报能让当地政府清醒，也能让家乡人不再麻木。“山里人重男轻女，很多法盲，不把孩子的人格当回事。”
而如今回忆起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他说：“那一年半我对不起家人，现在只想平静地生活，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过去的经历忘掉。”事件引起关注后，他把公益律师、外国收养家庭和更多媒体挡在了自己的生活之外，希望恢复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快递材料、打国际长途电话、咨询律师，举报花去了他超过万元，公司的生意也因此欠账，但未来他还是决定，“要投入更多的公益事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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