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干部：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
陆显德、李泽吉等夫妇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山区县所承受的痛苦，是远在美国的M ary难以想象的。
原焦溪镇计生股股长、田溪村的驻村计生专干石光应曾经是最让村民畏惧的人。李泽吉回忆，“2004年前后，他一个月可以到村里来十几次，一个人在村里到处转悠，如果发现了超生户，下次就带几个十几个人来，把房子出口团团围住，进去查人，交不上罚款的，牵牛牵羊，或者上房顶把瓦全部敲烂，有时还把你家被子给烧了。”
为了躲避石光应，杨水英、李泽吉都曾带着女儿在山坡上过夜。杨水英的小儿子和第四个女儿都是陆显德接生的，完了就带他们住到山坡上的窝棚去，每天中午12点才下来屋里吃早饭。李泽吉生了第二个女儿后没有办准生证，为了逃避罚款和结扎，他也带着小女儿在山坡上住过两年。
2004年6月杨水英带着意外出生的小女儿在山坡上放牛，终于遇到了石光应。他第二回才带人上门去收罚款。“我们家没钱，交不上几万块的罚款，他就说那政府把孩子养大，长大了送去美国，就不用交罚款了。”杨水英说。
石光应从镇里叫来了车，把杨水英和才半岁的小女儿一起拉到了县福利院，当时陆显德不在家。这甚至是杨水英第一次去县城，直到今天，他们家的房子仍悬在村子的最高处，大女儿出嫁后，父母带着3个孩子住在仅有两张床的一间卧室里，生计就靠务农。
2010年杨水英的大女儿陆香香16岁，嫁给了本村的村民，2011年就怀了孕。陆香香没到法定年龄没法打结婚证，也没法办准生证，属于“计划外生育”。杨水英回忆，这年4月的一个凌晨，镇上来了几个人，把女儿婆家的屋头围住，来了两辆小车要把女儿拉去镇上引产，“那个时候她已经快要生了”。
杨水英在这里再次见到石光应，“我问他你为什么把我的小女儿拿去卖了？他没做声。”杨水英只能苦笑，“卖了我的小女儿，现在又来弄我大女儿的孩子。”石光应坐了头车看住陆香香，杨水英在后面一辆车跟着。到了镇计生站，婆家四处借了7000块钱交了罚款才把事儿了了。
4月7日，记者趟了溪、爬了山去找已经退休还乡的石光应。58岁的老人和老伴在村屋后的农田里犁地，陪同记者来的李代武、李泽吉兄弟见了他又激动起来。
“你到底把我们的孩子送哪里去了？”
“我就是按上面的政策办事嘛。”
石光应从裤兜里掏出两枝烟，兄弟俩接过来点上。如今村里的计生工作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李泽吉和杨水英也不那么怕石光应了，卸下了镇里的职务，驻村计生干部和他们一样都是农民。
计生压力遇上收养动力
从镇里、县里到州里，计生干部都认为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事”。征收社会抚养费难，每年的计生超生指标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落实领导干部提拔、评优“一票否决”。
对于2004年弃婴事件，2009年联合调查组成员、现黔东南州计生局纪检组石组长说：“当时有些考核指标要求过高，害怕被扣分，基层个别计生干部弄虚作假，隐瞒政策外出生人口，鼓动个别家长将政策外出生的多孩以捡拾弃婴的名义送去福利院。”
而相对牵牛牵羊、上房揭瓦之后出现的超生婴儿被抱走的现象，福利院成了安置所。“那个时期福利院都比较愿意接收弃婴。”黔东南州福利院院长陈国红说。而在该州，州福利院和镇远县福利院是仅有的两家可以涉外收养的福利院。
1992年《收养法》颁布之后，中国的福利院开始出现涉外收养，“到2000年达到一年近10000人的顶峰，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残疾孩子，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国”，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
领养协议中规定领养家庭应该给福利院一笔捐赠资金，一个孩子的支付金额大概相当于该家庭一个月的工资，“如果是涉外家庭，2000年左右是3000美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到3.5万元人民币。”张雯说，“这大大刺激了民政部到地方福利院的涉外收养倾向”。
而2010年以前，各地的福利院除了县市下拨的一点人员经费，没有国家财政投入儿童福利。“涉外收养的捐赠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费困难。”镇远县福利院院长况国军说。
计生达标的压力，遇到了福利院涉外收养的动力，在一些地方开始操作变形。《新世纪》曾报道，在湖南邵阳，“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2002年以来，利用涉外收养渠道，湖南衡阳等地还出现了多起福利院参与贩婴牟利的案件。
2009年4月1日，针对公安、民政、计生等五部委出台的国内公民未经登记私自收养子女新规，各地福利院开始执行，“所有的弃婴都要送福利机构，通过福利机构办理收养手续”。陈国红说，“过去收养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很多没有遵照执行。”
这一年联合调查组对镇远“弃婴”事件通报处理之后，李泽吉、杨水英乃至整个焦溪镇的超生家庭的孩子都给上了户口，还免除了社会抚养费。因为超生孩子的持续减少，村民外出打工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计生工作也越来越向强调服务型转变”。镇远县计生局副局长杨代军说。
养老、医疗等独女户、二女户的奖励政策，征收社会抚养费法院依法执行，严禁大月份引产等做法都在改善计生干部在村里的形象。黔东南州创新的村民和村委会签订《诚信计生双向承诺书》的做法，似乎也在赋予村委会更多的自治权限。“村自己制定细则，今年州、县、乡将各拿出事业经费和社抚费的10%投入村级双诚信双承诺工作。”石组长说。
“比如超生户将得不到建造房屋需要的砍伐证。”4月6日，车溪村计生主任罗林在李泽吉哥哥的新居里说，“这叫一环扣一环。”
国家计生委和卫生部合并后，杨代军刚刚在州里的计生干部培训会上得知省内计生工作的“三不变”：“国策不变、党政一把手负责不变，一票否决制不变。”
看来计生的大手，仍将继续制造出奢谈权利的父母，也将把更多超生孩子的命运推向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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