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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流露出厌恶眼神(图)

www.sinoca.com 2013-06-18  南方人物周刊



  他有许多问题在思考――为什么以党代政,为什么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为什么要素价格要管制,为什么事务官、国企领导要政府任命,为什么土地不能私有化,为什么产权不能私有化,要想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就一定会触及政治体制和观念(意识形态)。

  秦晓用“现代性”作为理论突破口,他的很多朋友一开始并不赞同这个说法,但秦依然坚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讨论在中国语境之下具有普遍接受性。

  当他把这些思考开始向外界宣布时,抨击随之而来。

  甘阳被思想界认为是“新左派”,他和秦晓观点并不相同,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在香港时,秦晓约他一起吃饭,电话刚挂,另外一个电话打进来,有人告诉甘阳:秦晓逃跑海外了。

  甘阳分析了秦的理论,他认为把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对立起来没有必要。普世价值是左中右所有人都必须要承认的,否则就是完全不承认现实。“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一个麻烦是把所有特殊性都抽象掉了,似乎只要按照普世价值来做就可以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

  在甘阳看来:“西方在70年代开始讨论现代性,意味着对现代化的批判。这个现代化也不是我们理解的简单的经济发达,而是对16、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之路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意味着对简单启蒙的批判。哈贝马斯观点不同,他认为不是启蒙的问题,而是启蒙得还不够。相较而言,秦晓会更倾向哈贝马斯,尤其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

  复旦大学教授韦森与秦晓相交多年,当年在澳大利亚时,秦晓总是和他争论国企的作用。韦森早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坚定支持者,留学后钻研了哈耶克、诺斯,发现一个良序社会需要的条件。

  韦森说:“80年代《河殇》提出的问题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经济来了,却没有配套的法治和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必须要法律保护,个人权利需要保证。个人权利觉醒,政府权力划定,这必须要让年轻人明白。”

  秦晓的一位身份显赫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当代盛宣怀”,盛是招商局最早创办者之一,洋务运动重要人物,一位毁誉参半的红顶商人。

  王军依然和秦晓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评价是:“秦晓的优点就在于有话直说。”

  甘阳说:“每个人都想影响决策,学者写文章难道就不是么?利用个人资源和人脉做事有什么错?秦晓是一个很有公共关怀的人,我不相信他为了钱而如何。博源不是高层授意,也不是西方阴谋的产物。秦晓有很强的独立性,是不会轻易被影响的。”

  秦的企业家生涯一直很低调,作为下属的马蔚华、麦伯良都比他风头更健,他的角色更像一个幕后掌门人。职业生涯末期,他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调。

  他的发言被认为是火力十足,然而在他看来他只是说出了一些常识。他还有很多朋友身居高位,这让他发言时始终有所忌惮,而且他并不想做革命者,温和的改良派是他对自己的期许。

  这或许是精英阶层的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秦晓托人带话给一位知名的媒体朋友:“现在国外对你的评价很高。中国现在问题很多,体制外的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不稀缺。稀缺的就是在体制内做一些推动改良的人,能守在体制内,你就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更有益的影响。”

  讲这段话时,64岁的秦晓不由自主地把腰挺直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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