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份不同的死因鉴定，令方卫、王晖的辩护律师感到困惑，在一审庭审中询问检方，起诉到底以哪份意见为准？
为了厘清案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主任刘良受邀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出现在二审的法庭上，刘良也被视为新刑诉法实施后，首位出庭的专家辅助人。
刘良表示，“熊军的窦房结法医病理学检查发现病变，亦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的病史，故熊军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是存在的，亦是根本的致死性疾病，因此我们认为熊军的死亡系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所致的心源性猝死。患窦性心动过缓的人，常常会在睡觉的状态中，心跳越来越慢，最后停止跳动。”
刘良认为，检察机关的两份鉴定认为熊军的死亡原因是“心源性猝死”，结论是对的，但在死因确定为心源性猝死的前提下，又试图用饿死、冻死的尸体现象来说明熊军生前机体处于饥饿、寒冷状态，既不科学，也违反逻辑。
值得一提的是，含山县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称，“从生活常识来看，室内（熊军死前所在的祁门县公安局办公室）开着空调、电火桶，热空气在上，冷空气在下，造成寒气袭人。”
这样“寒气袭人”的生活常识也令刘良非常不解。
证人称被迫作假证
黄山市公安系统一些民警认为，当地检察机关为了证明方卫、王晖有罪，不惜串谋熊军的同案犯，以伪证方式诬陷方卫、王晖一贯刑讯逼供。
刘良教授出庭发表的专家意见，加重了黄山警方对检察机关“故意陷害”民警的怀疑，一些旁听过二审庭审的民警对早报记者表示，听完“刘教授的意见，才知道熊军是因为‘窦缓’（心脏病的一种）在睡觉中慢慢死去的，如果真有刑讯逼供，他还死不了”。
日前，早报记者翻阅该案一审案卷时发现，黄山警方的怀疑并非没有依据。
含山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方卫、王晖一贯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不仅对熊军实施了刑讯逼供，而且对熊军的同案犯李政、潘世讨也进行了刑讯逼供。
检方列举了提审熊军同案犯李政、潘世讨的证言，称两人于2010年12月14日和12月17日同样被方卫、王晖带至祁门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办公室进行讯问，方卫、王晖也用手铐、脚镣、电缆线将李政、潘世讨捆绑在该局自制的铁椅上，用塑料袋装上冰块并用胶带捆绑在胸、背、腿等部位，同时使用电风扇吹风降温。
检方还称，2010年9月25日，李政、潘世讨因涉嫌盗窃被祁门县公安局抓获，方卫、王奇等人为获取口供，在讯问时对李政、潘世讨的胸部、下身阴部喷射催泪瓦斯，导致其二人下身阴部溃烂。
不料，在方卫、王晖的辩护律师同潘世讨谈话时，潘世讨却表示，自己是在检察官以“加刑”相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作伪证陷害两名警察的。
在潘世讨签字的谈话笔录中，他表示，“我以前向黄山检察机关讲了假话，他们在黄山区看守所利用威胁、引诱的办法叫我讲，我不讲他们天天提审我，就要我讲到和他们设想的一样才满意。开始我不讲，他们就讲要给我加刑。之后他们又引诱我：讲了就算立功，给我减刑。我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作了假证，现在想来真后悔。”
此外，也有大量材料证实李政的证言也前后矛盾，祁门县看守所的记录也显示，李政、潘世讨收监时体检未见异常，没有被刑讯的痕迹。
因此，含山县法院一审时也认定，检方指控方卫、王晖、王奇等人刑讯李政、潘世讨的情节不能成立。
而且，祁门县法院于2010年10月20日以盗窃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李政有期徒刑5年6个月，以盗窃罪判处潘世讨1年5个月，两人上诉后，今年11月23日，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换言之，如果李政、潘世讨如检方所称，也遭到了方卫、王晖的刑讯逼供，黄山法院在审理两人案件中，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将方卫、王晖“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排除，但法院并未启动“排非”程序，而是依据所获证据对两人做出有罪认定并作出终审裁决。
基于以上种种，黄山市公安系统一些民警认为，当地检察机关为了证明方卫、王晖有罪，不惜串谋熊军的同案犯，以伪证方式诬陷方卫、王晖一贯刑讯逼供，令认真办案的当地警察“人人自危”，当地公安和检察机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一些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当地干警们怀疑，方卫、王晖之所以被“陷害”，与当地检察机关多年来办理刑讯逼供案件的数量极少有关。
有辩护律师甚至建议黄山市公安局，对黄山检察机关相关人员以涉嫌妨害作证罪立案侦查。
不过，截至目前，检察机关并未回应上述质疑，据《南方都市报》2011年的报道，安徽省检察院宣传处一名马姓负责人曾就此案表示，“谁违法，谁犯罪，法院的判决最权威。”
对当时嫌疑人熊军死亡的真正原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刘良表示，“熊军的窦房结法医病理学检查发现病变，亦存在窦性心动过缓的病史，故熊军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是存在的，亦是根本的致死性疾病，因此我们认为熊军的死亡系心脏传导系统疾病所致的心源性猝死。患窦性心动过缓的人，常常会在睡觉的状态中，心跳越来越慢，最后停止跳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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