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发生强震的区域：木里―稻城―九龙―雅江―道孚―康定―丹巴―雅安―石棉―越西―冕宁―木里等县所围成的区域内。可能发生强震的震级：6.0～6.9级
上述预测除在震级上与雅安地震（7.0级）略有差别，地震预报的“三要素”（时间、地震、震级）全部命中。震级误差也被业内人士视为无伤大雅。要知道，即便是被视为人类地震预报史经典的辽宁海城地震，其预测震级也比实际震级低一级多。
南方周末记者曾持此报告向多名专业人士请教，发现即使是最挑剔的研究者，也对该预测意见予以总体肯定。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地震系统近年来一次罕见的高质量地震预测，值得认真总结，甚至可以载入史册。
接下来人们所能期待的，就是将这份预测意见变为明确的地震预报，继而拯救面临险境的万千生灵。
不寻常的地震预报卡
按照相关规定，四川测绘院在预测了地震之后，以单位名义填写了“地震短临预测卡”。
地震预测“填卡”是中国地震预测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地震系统之外的个人、单位预测地震的惟一合法渠道。
按照这项制度，民间预测人士若想预测地震，需向中国地震局填写卡片，卡片的“填卡须知”列了七条规定。预测内容则要求写明地震预测的“三要素”：时间、地域、震级。对于符合规范的地震预测意见，对于如果预测对了，将会获得中国地震局的奖励；如果错了，将被记录在案，一年内不能再做地震预测。
地震预测“填卡”制度是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退休研究员汪成民在40年前创建。据汪介绍，这项制度的目的，主要为了集思广益、搜集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准确记录预测者的意见，“立此存照”，以免事后扯皮。
不过，在他看来，这项原本用以“广开言路”的制度，现实中却异化为地震系统控制、垄断地震预测信息的工具。“很多有见地的民间地震预测意见也因此被‘卡’住了。”汪成民说，“汶川地震之前，曾有20多个很好的预测，但因为没填卡，地震局事后就不认帐。”
李有才对此深有体会。作为中国少有具有成功预测地震实务经验的研究者之一（李曾和同事一起，成功预报了1976年的松潘地震和1982年的甘孜地震），他虽曾为地震部门工程师，但在退休之后便无法顺利拿到地震预测卡。为了有个说话的机会，2012年3月27日，在预测汶川地震迫使时，他跳过四川省地震局，直接给中央领导上书，预测汶川一带将发生大地震。然而，后来的事情表明，地震系统是他无法逾越的一座大山，相关材料又转回四川省地震局。后者派出的七位专家会商，一致否定了他的预测意见。
汶川地震之后，特别是随着《防震减灾法》的实施，地震系统面临吸收民间预测意见的压力。“填卡”制度因此得以强化，中国地震局派了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对于专业部门填写的预测意见，还要给回执。
与李有才不同，作为地震研究单位，四川测绘局不愁没卡。2013年2月22日，该局以单位名义填写了正式的“地震短临预测预卡”。除了具备“三要素”外，还附上了长达11页的预报依据，并配有图表。
一位业内人士说，尽管四川测绘院也可以通过“会商”（地震预测的一项重要制度，地震部门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就地震预测召开会议，收集震情并加以分析和判断）提供预测意见，但这一方式往往难以留下确实证据。通过“填卡”，其预测意见则能以书面形式固定，且可以呈送多级地震部门。
刘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以肯定的是，四川测绘院的地震预测意见送到了所有地震预报部门。而且完全符合预报规范，“经查一点失误也没有。”
南方周末记者在这张卡片上看到，填写者在“地域”一栏中画了一个图，标上了A、B、C、D四个点，分别标上了经纬度，并以此划了一个椭圆圈。雅安地震的震中，刚刚在圆圈之内，紧挨A点（北纬30.62，东经103.03。震中位置为北纬30.3,东经103.0）大概由于操作者粗心之故，C与D的位置标反了。这个不经意的瑕疵，成为地震之后一些人指责其“技术出错”的主要说辞。
刘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雅安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没有收到任何民间个人的地震预测卡。以单位名义“填卡”的，只有四川测绘院一家。
临门一脚时踢空了
四川测绘院的“地震短临预测卡”，分别呈报给了四川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其中，前者是它能否转化为现实预报的关键。
根据规定，任何个人和单位都可以预测地震，但若想向社会发布，只有一条途径：变成地震管理部门的预报意见。
在四川测绘院就地震预测填卡四天之后，四川省地震局四川地震局地震预报研究所所长杜方要求报至四川省地震局监测处，并建议组织区域联合会商认真研讨。作为预报研究所的负责人，杜被认为是决定此次预测命运的主要人物。
然而，区域联合会商“认真研讨”的结果，是否定了四川测绘院的预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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