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错过治疗:中央批示“不检查不告知”

　　情义之人

　　93岁的冯佩之，与吴阶平搭档共事过两次，由此结下了近乎半个世纪的“同志+兄弟”的深厚情谊。

　　与吴阶平出身不同，冯佩之是解放前就在冀中一带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62年，他被调到北京第二医学院做党委书记。冯佩之还记得赴任之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叮嘱他：“吴阶平是位新党员，未来要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要好好帮助他。”

　　那一段时间，正逢吴阶平赴印尼治疗，而其夫人赵君恺得了偏瘫。冯佩之每天下班以后，都到友谊宾馆接上有名的针灸医生到吴家为赵君恺治疗，每天如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赵君恺病情有所好转，“能够自己蹬缝纫机了”。久而久之，冯佩之不仅与吴阶平的父母、岳父母熟识起来，而且和吴阶平的几个孩子也相处得非常好。“有时候我去他们家，赵君恺在做饭，我就替她抱女儿。”

　　如果说两人的关系之初，还有点为工作而考虑的“团结”之意，后来则因彼此欣赏而演变成私人友谊。冯佩之告诉本刊记者，吴阶平也经常到冯家来，3个孩子也一口一个“吴伯伯”叫得亲热，吴阶平经常对冯佩之的几个孩子说：“你们长大了要学医，当医生很好啊!”如今冯佩之的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是医生，就是深受“吴伯伯”的影响。

　　“文革”之始，身为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院长兼党委书记的冯佩之，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被打倒的大学校长，没有行动自由;彼时，吴阶平已经走进中南海，成为领导人的保健医疗组长，两人的境遇迥然不同，也很久都没有见面。

　　某一天，吴阶平委托他人找到冯佩之的孩子，送来了一张票，是庄则栋等人出国归来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表演赛。那时候，冯佩之的情形有了稍许好转，“造反派”暂停了对他的批斗，也允许他住在家里，有了些小自由，可是行动之中还是有人监视。

　　“好多年没见他了，我挺想他的，又不知道他怎么样，所以我决定拿这张票去看看。”进到首都体育馆，冯佩之看到了自己一直惦记的老朋友吴阶平。吴阶平看了冯佩之一眼，没有说话，仿佛不认识他。冯佩之也担心会给老朋友有任何不好的影响，“也不敢正眼看他”。

　　过了一会，冯佩之突然听到吴阶平那边传来低低的声音：“老冯，你怎么样?”可是说话的时候，吴阶平的脸还是冲着前方。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的冯佩之马上心领神会，也一边目视前方一边压低声音告诉吴阶平，自己被批斗已告一段落，现在主要是劳动改造。吴阶平又问：劳改怎么样?冯佩之回答说：“我们这些走资派，劳动强度非常大，总是干重活，我腰总是疼。”

　　吴阶平听罢，略一思索，又悄声说：“你后天到北京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找一位叫周仁厚的大夫，他是骨科专家，我让他给你看看。”

　　对于自己在中南海的现状，吴阶平没有半点提及。最后，两人说了些互相保重的话后又装作陌路人各自散去。整个谈话当中，两人都是目视前方，从没有侧过头看对方一眼，即便暗中有监视的人，也丝毫不会察觉到任何破绽。

　　按吴阶平说的时间，冯佩之请假到了北京医院，在骨科病房找到了周仁厚。虽是初次见面，但周仁厚对冯佩之非常热情，这让很长时间没有人敢搭理的冯佩之很是感动。周仁厚为冯佩之检查之后，写了一个诊断书，上写：腰椎间盘突出，建议免除劳动，休息3个月。冯佩之明白这是吴阶平暗自帮助自己。有了这张假条，冯佩之的境遇改善不少。3个月后，冯佩之需要到“造反派”指定的医院复查，医生只要看到最初的诊断书上署的“周仁厚”之名，出于尊重，都是按照他的医嘱写下来，于是冯佩之凭借这张诊断书，免除了重体力劳动改造之苦，一直到了“文革”结束。重获“解放”之后，心怀感激的冯佩之专程去看望周仁厚，老教授笑着说：“你哪里有腰间盘突出!”

　　冯佩之的工作后来几经调动，从北京第二医学院到北京师范学院，“文革”后，先是到八机部做副部长，后来又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做党委书记。吴阶平出任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兼医学科学院院长后，他找到分管中组部的宋任穷，坚决要求把冯佩之调到协和做党委书记，两人于是有了第二次搭档，其友情也一直延续下来。冯佩之说，一直到吴阶平当人大副委员长，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个到冯家来拜年的，一定是吴阶平。

　　因为腿脚不便，冯佩之没有参加吴阶平的追悼会，他让老伴和女儿代表自己去了八宝山。回来之后，他细细地向女儿问起：吴伯伯变化大吗?瘦得多吗……“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弟……”老人家长长叹了一口气。

　　“国之大医”

　　“我们国家的名医很多，在医学上做出突出成绩的人也很多，可是像吴阶平这样全面的人，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人，在我遇到的人里面还没有找到。”董炳琨说。

　　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华杏娥原是协和医院内科医生，后来被调去任吴阶平秘书。华杏娥告诉本刊记者，吴阶平非常重视教育。在协和医学院任校长期间，每年他都要亲自给新生上第一堂课。他给这些未来的医生讲从一开始学医，每一步应该怎么样走;吴阶平经常举外科大夫做阑尾手术的例子，他说：“阑尾手术谁都会做，但是这里面的学问很大，医生做得有好有坏，阑尾炎有轻有重，有发脓的、有死的，就是告诉学生别看是普通小病，其实里面的学问很多，要思考，并且要通过实践来提高。”

　　1982年，由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面世。其实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是周总理生前多次向吴阶平提及的一个愿望，吴阶平也一直以此为自己的责任，并成为打开性教育这扇封闭已久大门的关键人物。《性医学》出版后，轰动一时，书店甚至将它和那些滞销书捆绑在一起销售。“书摊上都打着‘吴阶平性医学’的招牌，我说，吴老不得了，街上都打了你的名字，吴老也有些无奈：怎么能这样子。”华杏娥微笑着回忆。吴阶平还有一个愿望是在学生中进行科学的性教育，为此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青年的性教育刻不容缓》一文，呼吁制订相关教材。可是他的建议迟迟得不到批准，历经8年多，直到吴阶平当上人大副委员长，此事才有转机。

　　提起吴阶平，华杏娥最深的印象是“聪明、能力强”。华杏娥说，当时吴阶平身兼数职，既要管理行政工作，参加学术活动，还要出席许多外事活动。“他一个人兼顾这么多，但是‘忙而不乱’，千头万绪他都处理得非常协调，从来也没有见他着急的样子，再多的事情他也从来不发火，不埋怨。”华杏娥说，吴阶平当时还担任“新药审定评审委员会”主任，每一个新推出药品都要他签字。可是新药申报的材料都非常多，堆在地上有1米多高。事务繁多的吴阶平不可能全部仔细看完，但是那些冗长的材料，他只看几眼，便会一下子就看出其中要害，这份超常的智慧和能力让华杏娥佩服不已。

　　有一件小事让华杏娥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跟我交代工作的时候，财务处的一个小女孩敲门进来给我一张支票，我看都没看，顺手交给他。他看了一眼马上说，少了一个零。”这是很大数目的一笔基金，华杏娥惊出一身冷汗。但吴阶平却没有说什么。“出了这么大的差错，他不批评比批评还厉害。”华杏娥说。

　　“无论是给毛主席的医疗，还是给门口的一个工友看病，他都一视同仁。”华杏娥说，协和的工友都喜欢吴阶平，有什么毛病也“吴大夫吴大夫”地找他，吴阶平也从不拒绝。为吴阶平做秘书这么多年，华杏娥从没见吴阶平发过脾气。有一次，清洁工刚刚打扫完毕，地上比较湿。去办公室的路上，吴阶平脚下一滑摔了一大跤，把华杏娥紧张得要命。那时吴阶平已是七旬有余，可是他爬起来就走，还嘱咐华杏娥不要埋怨工友，“是我自己不小心”。

　　吴阶平的第一段婚姻有着浓重的旧时代色彩——他的第一任妻子赵君恺是父亲为他定的亲。当年，在燕京大学医预科学习时，16岁的吴阶平居然已经结婚，这成为校园一大新闻。吴阶平戏称自己是“包办的自由婚姻”，与赵君恺关系也很好，两人共同生活了45年，直到1978年，赵君恺因为严重的心肌梗死引起突发性心脏破裂去世。几年后，他与高睿重新组织家庭，又相携走过近30年。

　　华杏娥精心保存着她与吴阶平在2006年的一张合影，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吴阶平。之后不久，她就听说吴阶平患了感冒，不久就住了院;“后来听说他吃饭呛到了，就给他下了一根管子，直到肠子里，一直是鼻饲，也无法吃饭，一直就没出院。”半年前她听说吴老住进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直到后来传来去世的消息。“看着这些照片，挺怀念他的……”华杏娥眼圈红了，低头看着她特地找出来的那些照片。在每一张照片上，吴阶平都在温和地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