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钢丝”的医疗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19日，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吴阶平、卞志强、吴蔚然与张佐良4人共同向中央写书面紧急报告，请求中央审批做膀胱镜检查。
可是医疗组面对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叶剑英、张春桥和汪东兴三人组成“中央领导小组”，关于周总理的医疗情况，医疗组需要向“中央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小组”对上向最高领袖毛泽东汇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医疗方案。即便周恩来本人，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
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方圻、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吴德诚任副组长，后来医疗组扩大到50多人。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3人在怀仁堂见到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他们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医疗小组的卞志强后来回忆，听到这个指示后，大家“非常不安和焦急”，“虽详细解释需检查及治疗的重要性及错过治疗时机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等等，但均无济于事”。在此期间，医疗组不断奔走汇报请示，“甚至手持血尿瓶到许多首长家面报问题的严重性，请求及早诊治”，但手术的治疗方案仍未被批准，医生们只能对总理进行保守治疗。这一切最初都是瞒着周恩来进行的。吴阶平事后回忆，周恩来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以前无论给他做什么检查，他都会把检查的原因、原理、结果问个一清二楚，可这几次检查之后他都没有询问结果，只是一味拼命工作”。
1973年1月，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膀胱镜检查并不复杂，是在局部麻醉下用来观察膀胱内部的精密仪器，如果通过膀胱镜检查观察到有早期膀胱癌的病灶，可在做检查的同时用电灼手术器械把病灶电灼，这样病情就能得到控制。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进去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
到了10月底，周恩来又出现血尿，癌细胞再度抬头。吴阶平和几十位专家讨论了多次，大家的结论是一致的：必须手术治疗。在手术方案被批准前，周恩来需要每周输两次血来补充大量流失的血液。可是此时“批林批孔”运动进入高峰，一支支冷箭射向周恩来。正遭受病痛折磨的周恩来，又在精神上被煎熬、摧残。有时他正在输血，“革命派”通知他去开会，他只能拔下针头去参加。
终于，在医生们反复细致的工作下，周恩来亲自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接受手术治疗。几天后，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手术请求。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一度得到缓解。周恩来的膀胱癌原属一般常见的尿路上皮细胞癌，但到了1975年秋天却转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这种癌肿恶性高，发展快。医生们虽然竭尽全力，却已无回天之力。
1976年1月7日深夜，昏迷已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在此后的20多年里，吴阶平每提及此事都感伤不已甚至几度哽咽：“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有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可是令吴阶平和医疗组成员意外的是，总理去世后，却出现了很多指责之词。“当时流言蜚语特别多，说什么的都有，大意是指总理的医疗工作存在问题。医疗组成员都有很大的压力。”董炳琨说。1月15日，借周恩来追悼会之机，邓颖超专门把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等请到台湾厅，她对着总理的侄辈们说：“医疗组的同志精心护理，工作非常辛苦，他们政治可靠，技术一流，他们已经尽了力了。”这样事情才稍平息下来。
可是此事并没有就此完全平息。在周总理去世10周年的1986年，外事部门又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对总理的医疗工作提出若干质疑。文章称：“中央”指定的医疗小组对恩来同志精神和肉体给予了毫无人性的折磨，就连邓大姐要去医院探望都要经过王洪文和他们的医疗组的批准。文章不仅在国内刊登，而且发到国外。
“医疗工作其实是很复杂的。”董炳琨解释说，“当时我没有参与医疗工作，但是也间接地做了一件事。那时决定要给总理做膀胱的灌注，可是灌注治疗的效果如何、有没有病痛等，我们的经验不太多，而上海的经验比较多。上级就要我和一个泌尿科专家两人一起到上海做调查。把上海各个医院膀胱灌注的病例一个一个搜集调查。”
“从这一件事情看起来，对总理做的每一个医疗措施都要经过多方论证，有具体材料才行。那时候全国上下，大家出于对总理的关心，提出的各种方子包括偏方、中医方、西医方多极了，但是不可能都用。使用方子得有科学根据，即便没有科学根据也得有实际的结果。所以这些东西也很伤脑筋，这里面的看法也很多。”
那篇文章发表后，吴阶平又一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觉得医疗小组必须要正面澄清，于是他组织原医疗组的人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很快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的批复，他们都再次表示：医疗组对总理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是适当的。前述文章的话并不真实。“为总理看病的经历，让他心里很纠结。”吴阶平的第一任秘书华杏娥回忆，有一次她陪着吴阶平到“人大”开会，看到了李先念，他再次提及此事予以澄清，回来之后，说了一句：“中间李先念来了，事情说清楚了!”华杏娥说，吴阶平对中央领导的治疗守口如瓶，他只是简单跟华杏娥提过：“总理不是一个癌症，有好多癌症。”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华杏娥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着对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