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外界封锁，政府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应邀为友好国家领导人治病，也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负责。吴阶平作为中国医术最好的医生，先后为4个国家的元首治过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苏加诺患肾结石和高血压很多年，但他拒绝手术，他的前任私人华裔医生胡永良，也是他早年游击队里的老战友。胡永良向苏加诺提议，肾脏的问题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要请中医来治疗?中医的话就要请中国的医生。苏加诺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请求。
“中医在中国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出国看病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所以周恩来就让吴阶平这个西医来当中医医疗组的组长，带着中医出国，副组长方圻也是西医出身。”董炳琨介绍。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还专门找医疗组谈话，特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
其实中国医疗组赴印尼治疗的环境也比较复杂：“他们的卫生部长是个准将，极力反对总统邀请中国医生，而苏加诺对中医也不是很信任，我们还得想办法让他信任。另一方面苏加诺的医疗班子都是西医，我们得和他合作，不能撇开他们单独做事情，他的西医和我们的中医加在一起事情就非常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以中国西医的身份，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让他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
吴阶平先后5次率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董炳琨说。
吴阶平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期间，他的夫人赵君恺突然得了偏瘫，为了不影响吴阶平情绪，周恩来指示暂且不让吴阶平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来，只告诉了方圻一人。直到临回国前吴阶平才得知这一消息，他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方圻后来回忆说：“其实，我认为使馆的同志完全低估了阶平同志的觉悟水平，采取这种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在与吴阶平一起工作的几年当中，董炳琨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共同参与的“李震案”。
1973年10月21日深夜，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当时最高领导层对李震的死存疑，认为他没有明显的自杀动机，因而怀疑是他杀。李震的尸体被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里，上级要求绝对保密，只准当时的部分医院领导和指定参加尸检的几个人知道。
“李震案”由周恩来直接牵头负责。他委派吴阶平负责尸体解剖，董炳琨与林钧才、吴蔚然、韩宗琦等人是组员，他们直接向中央负责，所有报告要几个人同时签名。
在当时纷乱的政治环境里，李震之死的背后，是公安部甚至更高一层复杂的政治斗争。当时公安部掌权者倾向于“他杀”的结论，公安部内部也反复排查，先后有116人被怀疑与此案有牵连。可以说，对李震自杀还是他杀的鉴定，是在一种高度的政治压力下进行的。
董炳琨回忆，其实从单纯的医学角度看，李震很显然是自杀的：“他的颈部有明显的绳索勒痕，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有的还没有完全溶化;肺脏有肺气肿。”尸检小组统一的意见是：死者先服药后，自缢身亡。
在此之前，持“他杀”观点的人认为，是有人先把李震勒死再把药片灌进去的，造成自杀假象。“人死了之后能不能灌进去药片，怎么灌?我们做这个工作，必须非常仔细。所以回来之后，我们从协和医院找了老式的食管镜，然后在狗身上做实验，看看在狗身上能不能做得到。”董炳琨回忆。在动物身上试验的结果，等于推翻了这种猜测。
对“自杀”结论当时还有一种怀疑：李震是在地下室上吊的，四周没有水源，胃里的那么多的安眠药是怎么吞进去的?周恩来显然对此也有疑问。他对李震究竟死于自杀还是他杀也十分存疑，在他看来，李震没有自杀的思想基础。周恩来向吴阶平仔细询问了很多细节，最后提了一个问题：“没水的情况下能不能吞下那么多药片?”吴阶平回答：“没水也能吞下去。”周恩来不放心，又追问一句：“你们试过吗?”吴阶平坦白回答：“没有。”
董炳琨回忆，回来后，小组的人又开始针对这一个疑点进行了实验。“我们自己干吞药片看能不能吞下去。吴阶平带头吞了一小瓶酵母片，足足有100片;我们也都进行了试吞，事实证明干吞是可以吞下去的。”“我们当时搞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为这一件事情。每天晚上大家都要开会研究，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写总结报告，总结报告那是字斟句酌，不留漏洞，不能让任何人挑出毛病。每次报告都是吴阶平定稿，全体小组成员签字后上报。”
“一号任务”
吴阶平一生中参与的特殊任务不计其数，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让各界人士参观、吊唁、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签字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也是以保存15天为目标，医务人员只对遗体做了一般性处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尔马林等。
但是到了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永久保存遗体，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群众永久性瞻仰。“这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董炳琨解释说，如果要永远保存遗体，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尸体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洗干净，注入防腐剂、凝固剂等。可是已经做的一般性处理已失掉了彻底处理的机会，遗体内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样彻底处理已不可能。
中央决定成立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由时任卫生部长刘湘屏、副部长黄树则、医科院副院长吴阶平、北京医院院长林钧才、医科院组织学教授徐静和保健医生李志绥组成，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要绝对保密。
吴阶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务的。“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尸体并不难，所要求的只是长期不腐烂，已有成熟的科学方法。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则完全不同，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是，吴阶平又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当时已有的遗体保护，最早的就是苏联，再就是越南的胡志明。”董炳琨说。于是毛泽东去世的第三天，林钧才带领6位专家到越南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保护的方法和经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临床、病理、化学、物理、光学和机械学等70多位专家都被集中到北京，通宵达旦商讨保护方案和技术方法。“主持这样一个无先例可循的、多学科协同攻关的科研课题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博学多才、超凡组织领导能力的科学家，吴阶平无疑是最好的人选。”董炳琨说。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专家几经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是指皮肤需要暴露在外的部分，主要是头部和两只手在气态中，隐蔽的部分，即身体是在液态中;平时在气态中，一年一度的大保护时在液态中。胡志明的遗体就是这样处理的。”董炳琨说。
据《吴阶平传》透露，遗体保护最终按照原定的气态、液态相结合的原则。配合这套原则，纪念堂建立了一套安全可靠的升降系统。当纪念堂开放时，毛泽东的遗体处在水晶棺中可瞻仰的位置，但不能给水分，因为水晶棺里温度很低，一给水分就会结雾，只能采取干湿结合的办法，在遗体的衣服里都包着水，也就是不裸露在外的地方实际上是处于液态保护环境，只有面部是处于气态环境。瞻仰结束后遗体降到地下保护间一个特殊密闭的容器里，在这里给遗体更多的水分。每年毛泽东的生日之后，也就是12月26日后，都要停止瞻仰一段时间，把遗体完全泡在液体里补给充足的水分。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他们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是在这一年中。“文革”十年当中，吴阶平没有经历平常意义上的大起大落，然而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也犹如在“走钢丝”，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吴阶平传》里的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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