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毛泽东曾走的路时下已无用

　　南都：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西方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书。

　　傅高义：当时广东省希望能吸引外商投资，广东省经济委员会领导杨迈知道我之前研究广东，1979年出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那本书，有一些影响。他觉得，让一个外国知名的教授来介绍广东，会更加可信些。我当时跟他说，埃德加·斯诺去到延安时，是一名记者，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但我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向人们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负面的。杨迈说他们理解这一点。

　　1987年，我就带着我太太，在广东住了7个月，亲自去了广东100多个县中的70多个。我坚持自费完成我的广东行，因为我要保持我的客观性，也要让外界清楚我并没有受到官方资助。

　　南都：那么，纵观广东30多年改革开放，您怎么评价?

　　傅高义：广东开始发展的时期，正是苏联及其东欧诸国考虑改革之时。在中国内部，广东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许是先行两步了。广东改革的影响超过了国界。

　　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特区所特有的自由空间，使这些地方成了培养人才的孵化器，从这些企业学到的知识，很快就从广东扩散到其他地区。

　　南都：您曾说过，西方的学术群体对广东发展的重要性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书里，几乎没有提到广东以及它在整个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广东的重要性被忽视主要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傅高义：我觉得，广东人很多的做法和邓小平一样，不争论，做了再说。广东人比较务实，埋头赚钱，不喜欢高调宣扬。

　　我不是有意讨中国人喜欢

　　南都：1997年11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您促成并主持接待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能否向我们透露下这次接待的一些细节?

　　傅高义：当时有一些人说我是亲中国派———我并不是有意要讨中国人喜欢。我的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我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我当时希望江泽民演讲时，可以有即时提问。于是让我的朋友、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向江泽民提出建议。一直到江泽民在美国下了飞机，我才知道他是同意的。

　　这次活动非常成功。在江泽民演讲前一个小时，我请一些多年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向哈佛的师生们介绍中国，这让他们多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江泽民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后来他高兴地对我说，“我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南都：胡锦涛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从1993年开始，2002年12月不再兼任)，您是第一位在中央党校讲课的外国学者。能否介绍其中的详情?

　　傅高义：出面邀请我去讲课的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他也是我写作《邓小平时代》采访对象之一。郑必坚做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秘书，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他牵头一个写作班子，写出一个对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的讲话做了系统总结的稿子。

　　我在中央党校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我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这些是否适用于中国，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南都记者许黎娜娜迪娅

　　【中央党校讲课的首位外国学者】

　　出面邀请我去讲课的是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我在中央党校讲课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2000年7月4日，正是美国独立日。我向中央党校的学员介绍了美国独立历史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我作为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应该让中国人也多了解美国。

　　【促成了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

　　我的提议遭到反对，哈佛校长也很担心。但我认为，既然其他国家领导人可以来哈佛演讲，中国的领导人为何不可?于是让我的朋友、美国驻北京的大使向江泽民提出建议。一直到江泽民在美国下了飞机，我才知道他同意的。江泽民的演讲效果非常好，后来他高兴的对我说，“我的哈佛测验合格了。”

　　———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