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跪访替人维权 自感走法律途径无望(图)

　　法学教授下跪维权，这样的字眼引发舆论强烈反响。

　　但从推进诉求的角度看，刘景一这个法学教授的跪访效果并不明显，那些农场职工至今也没有收到政府方面协调的信息。

　　因为代理海南省三亚市一农场83名职工相关农场经营权案子被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两审均判败诉，上月底，59岁的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景一带领职工到三亚市信访局门前跪访。

　　法学教授都要靠跪访维权引人深思。刘景一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浙江律师钟锦化在微博中亦称：我一直强烈反对因讨不到公平公正而动不动就下跪请愿的做法，这更不是一个法律人应该提倡的做法。

　　农场变故

　　刘景一代理的这83名职工隶属于三亚市原羊栏公社，也就是后来的凤凰镇。

　　83名职工中年龄最高者已逾八旬，最小的只有36岁。75岁的时任农场场长吕谦告诉南都记者，农场于1958年开始兴建，当时只有500亩左右，但在1976年左右，公社号召集全公社力量开荒拓土，才有如今2500亩左右的规模。

　　现任凤凰镇广播站站长、55岁的冯泽亦曾参与其中，他向南都记者介绍说，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社员开辟农场并没有工资，都是由大队记工分，最后各自到所属大队领口粮。

　　农场辟出来，种上了芒果、菠萝、橡胶树等经济作物，有一定技术和专业水平的人员得以留在农场从事管理工作。

　　管理人员开始集中在农场兴建的宿舍中居住，并由三亚市公安局办理集体户口，身份由社员转换为职工。正是被这份“好工作”吸引，也有少数外地人通过各种关系成为农场职工，来自广东汕头的陈沛林就是其一。

　　到了1986年，农场的经营性收入已达16万元，农场日益红火，老出纳董世忠还拿出一本工资簿，上面记载着1989年10月份农场职工工资表，最高的已达三四百元。

　　令职员们始料不及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时任场长吕谦告诉南都记者，1991年4月，没有任何过错和缘由，时任镇政府领导要求他在一份交出农场经营权的文书上签字，他当时表示想不通，同时认为这是大事，自己不能做主，要求经过农场职工集体讨论，但一个镇党委副书记当时就表态撤了他的职，吕谦同时担任镇企业党支部书记，这一职务也被撤，同时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在强行撤掉他的职务之后，场长一职由时任镇武装部长挂名担任，张伟被任命为负责管理的副场长。对于张伟，农场职工均表示其并非当地人，不清楚其具体来历。

　　正是这场变故，短暂的几个月之后，因持续数月领不到工资，原来由各大队抽上来的社员各自回家。

　　来自广东汕头的陈沛林退无可退，仍然留在当地，靠打些零工和小买卖维持生计。他一家三代人现在依然住在农场边一个自己搭的小房子里，儿子靠一个小卖店生活，去年底，他们在农场边缘想建一栋房屋，但被城管强制性拆除，现在还残存着打好的地基和零星的钢筋。

　　维权四年

　　农场职工最初曾到镇政府上访，想要个说法，但没得到回应。吕谦说，当时大家不懂打官司，各自也要生活，事情就搁置下来。

　　直至2009年，吕谦和几个农场的老人在与一名当地做汽车修理生意的外地人老宋闲谈中提及此事，老宋当即说，你们可以打官司啊，随后宋通过女婿找到中央民族大学法学教授刘景一，代理农场老职工提起这场诉讼。

　　2010年6月21日，吕谦等83名农场职工向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三亚市凤凰镇人民政府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凤凰镇政府赔偿20余年的经济损失1亿元。

　　对于这个近乎天文数字的赔偿金额，刘景一认为并不多，他认为，如果依据上述标准计算，职工的诉求可达两三亿元。

　　案件究竟是经营权之诉还是所有权之诉，在两审过程中几经反复。刘景一介绍称，从2009年5月至今历经两级法院4次庭审，其中有个对行政诉讼至关重要的事实――― 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合法程序，他们在一审时案由是侵犯农场经营权，后三亚市中院建议改“侵犯农场经营权”的案由为“侵犯农场所有权”。

　　即使是所有权，需要确定农场性质和权属争议，农场职工们认为，农场是职工们建出来的，且后来确定为正式职工，因而应属农场职工的集体企业，应该由农场职工决定其权属，但凤凰镇政府宣传委员王瑞安对南都记者表示，农场属于镇办企业，是当时镇政府号召全镇力量兴建，不是正规国营农场，83名职工只是聘请的管理人员，理所当然不具备所有权，也没有经营权，“不能说我请你帮我管企业，你就说企业是你的了”。

　　对于最初吕谦被解职，职工认为是“强抢农场”，凤凰镇的回应认为属于行使“代管权”，对于事发的前因后果，凤凰镇也以时间较久不清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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