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作者:毛泽东曾走的路时下已无用

　　邓榕邓林接受采访，邓朴方还不想见我

　　南都：这本书为何选择在此时出版?您认为邓小平的地位被低估了，这是对于西方人而言吗?

　　傅高义：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考虑出版时机，我打算写完之后就出版。不过我认为它的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20多年前出版，很多西方人很可能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小平为中国已经发生的变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我相信，现在大多数西方人已经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思考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南都：听说，您本来打算用五年完成这本书，最后用了十年，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访问了很多历史亲历者，现在这本书也收到不少好评。但是否也有令你感到不满意或遗憾之处?

　　傅高义：我比较遗憾的是，虽然我已经尽力收集了各方面的材料，但还有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材料我没有获得，很多重要决策现在还没有公开。而且，邓小平没有写自传，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忆过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他“不爱说话”。因此，相比起通常情况下研究某位国家领导人，写邓小平和他的时代，是一项更不寻常的挑战。

　　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接受了我的采访，不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还不想见我。我猜想，这是因为邓朴方与父亲关系密切，非常了解父亲的看法。另外，一些重要事件的决策过程还没有解密。

　　我试过很多提问方法，但都问不出答案。一些位子不高的人，或许不了解真实情况。高层领导人会知道很多事情真相，但我接触不到。我希望这本书在内地出版后，一些关键人物看到这本书，认为我写得还比较客观，可能会愿意跟我谈一谈。如果在两三年之内，我有机会见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材料，我会再写、再改，不断修订这本书。

　　南都：这本书的翻译历时两年，也进行了反复修改。

　　傅高义：是的。2010年秋，我完成英文初稿后，就请冯克利(山东大学教授)进行翻译，不是为了中文版的出版，而是想给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阅读。我想，他们看的材料比我多，了解的比我多，他们会对我书中的错误之处给予指正。我请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来看。根据他们提出的意见，我改正了一些错误的地方，这些主要是事实方面的。

　　美国的中国通：从“小兵”到“将军”

　　南都：众所周知，您是享誉世界的“中国通”。在上世纪60年代，您为什么会走上中国研究的道路?

　　傅高义：上世纪50年代，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担心被怀疑对共产主义过于温和，大学里对开设任何中国内地的新课程都很谨慎，基金会也会很谨慎地考量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到50年代后期，一些大学决定招收和选拔几名年轻学者，已经分别学习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让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学术基础专门研究中国。当时费正清选拔了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费正清领导哈佛对东亚的研究，他是“将军”，我算是一个“小兵”。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中国的将来会怎样，但是觉得中国的未来一定很重要。当时美国了解中国的人并不多，对中国展开研究有开创性，我们都感到很兴奋。

　　当时费正清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我任副主任，1972年费正清离任时，我成为了他的接班人。1961年到1963年，我在哈佛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

　　南都：1969年，您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当时为何选择广州作为研究对象?

　　傅高义：60年代我开始研究中国时，美国人是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最适合停留的地方就是香港。在香港，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报纸，这里关于广东的信息很充分，比起其他地方的信息来得多。而且还可以接触从广东到香港居住的人，跟他们了解很多信息。

　　在我研究了广州之后，很多其他的美国学者就照着我这样的方式，研究北京、上海或者中国其他一些城市。

　　南都：1971年，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顾问基辛格访问中国。据说他前往中国，曾倾听哈佛的中国研究专家们对中美关系的意见。您当时是否与他交流过?

　　傅高义：当时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批美国学者，一起给基辛格和尼克松写了一封信，说现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应该抓紧这次机会和中国建立联系。我还记得，当时基辛格来咨询我们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我们掌握的信息实在太有限了，只能对他说不了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