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是怎么回事?

　　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

　　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阿尔巴尼亚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

　　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之后，阿方又要求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

　　1974年10月，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开始翻脸不认人，公开攻击中国。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

　　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的“左倾”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还主张对外缓和，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的意见，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锋和干将。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王稼祥才得到平反。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正确的意见被斥为“三和一少”，于是我国继续义无反顾地充当许多小兄弟的冤大头。有一回阿尔巴尼亚来要援助，我国领导人很大气：我们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每个人省一小口，就把你们包下来了。

　　每个人只省一小口!这条道理说起来轻松，细一想却异常沉重。比如1959年和1960年两年净出口合计680万吨粮食，按当时全国6.7亿人平均一下，不过人均20斤粮食，每人每天省5.5钱就出来了，确实是一小口而已，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想过没有，680万吨粮食，该是多少人的口粮?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我们就按最高标准算，680万吨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用得恰当的话，这680万吨粮食足足可使3400万人免予饥饿，让他们饱饱地吃一年!

　　迄今为止(估计也就止了)，没有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媒体——党报党刊、中央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以及各类文件资料等，有“苏联逼债”4个字。60年代、70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以至两国发生流血冲突，兵戎相见，也没有翻出什么“逼债”的老账。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也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

　　70年代，《人民日报》曾屡次谴责苏联如何“无情逼债”，不过那是对别的国家，是对“发展中国家”。如1976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文章，直斥《苏联讨债逼债何其狠毒》，但这篇2000字的文章，反复批判了苏联向埃及“逼债”的罪恶，却并无一字提及苏联曾对中国“逼债”，连一字半语的影射都没有。再如，1973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为“新华社记者述评”的文章《是援助，还是控制和掠夺?》的文章，猛烈批判“苏修通过贷款、贸易和要受援国还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攫取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资源”;谴责“苏修不管受援国出现的困难，经常以债主的身分进行逼债，强调必须‘按时偿还’。这使一些国家债台高筑，旧债未清又借新债”。值得注意的是，整篇文章近4000字，却无一字提及苏联对中国的“逼债”。在中苏对立最严重的时期，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苏联向中国逼债”一事如此缄默，显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之说，曾在我国流传很长时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史家都认为、如果有官方解释的话也会这么认为，是当时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传播。

　　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在一系列决议和文件中，如实地说明了造成当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左”的错误，30多年来国内众多理论文章也做了同样的分析。近些年却有些人仍在重复“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饥荒的传言，这如果不是对历史缺乏了解，便是继续为“左”的错误做掩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