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1月起，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样品及全套资料，中国于1956年仿制成功并命名为歼—5歼击机。1955年1月以后，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步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实际应称自动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中国军工水平就此于50年代后期又实现了一次代的飞跃，在常规装备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但赫鲁晓夫这人很有些毛病，有的还是大毛病。他很容易情绪化，在原则问题上容易摇摆，缺乏信义。这在对华援助上表现得很突出。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提供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做出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据前些年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7年9月，聂荣臻所率的中国代表团访苏，赫鲁晓夫在确认毛泽东同意访苏的消息后，同意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同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了61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了支持赫鲁晓夫战胜“反党集团”，同时拥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为首”地位。同年末，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的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了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的核实验场，中国正式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也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蜜月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翻看当年遍布全国的苏联援建工程，会发现许多大厂大矿赫赫有名，直到现在还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援建项目，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竟达156个(应该是157个，那一个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的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据中国的档案文献，1949—1960年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计至少应超过2万人，这种盛况，或者说壮举，世间少有。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分歧后，赫鲁晓夫说翻脸就翻脸，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25日，没等中国政府答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31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苏方无视中方的抗议和力争，最终还是撤回了在华的全部专家。
第二笔对苏债务，就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前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其间苏联提供的技术是免费的。以物易物的方式是不容易造成债务的，头几年双方运行的也不错;但自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后，因国内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又欠下25亿卢布的商贸债。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这笔债务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呢?1959年全国的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则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主要是“大跃进”两年间因不能按合同交货拖欠下来的贸易债务，以及接受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其总额折合2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就欠苏联这么多钱。
苏联到底逼没逼债?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在中国方面看来，债务问题就不是商贸交往那么简单了，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此前都是哥们儿，“兄弟般的友谊”，买卖上拖欠点儿无所谓;真要闹翻了，到了跳脚对骂的地步，欠钱的就得顾及脸面，不能让自己放不开嗓门。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中苏关系破裂。
那时，饥荒的状况在中国许多地方就已经出现，一时间，粮油肉蛋蔬菜水果，烟酒糖茶酱油醋，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极为匮乏。但此时的苏联，并没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落井下石，逼中国还债。
借钱的没想逼着要，欠钱的倒想着早点儿还。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毛泽东在会上开始大谈自力更生问题，他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欠账。周恩来把账算出来，说最快也得10年。毛泽东说：10年太长了。延安时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时好多了。他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这样看来，不是苏联要求中国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想想也对，既然跟苏联翻脸吵起来，就不能欠人家一屁股债。毛泽东就是要争这口气，哪怕再困难，就算饿肚子也要将债还清。
虽然毛泽东要求尽快还债，但经济部门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国内闹饥荒，还是希望推迟偿还这笔数额并不算大的欠款，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雪上加霜。1960年底，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曾以口头声明表示，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在贸易方面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12月17日，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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