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国内一度传说所谓苏联“逼债”，能够找到的主要根据便是指此事。现在看来，这件事怪不得苏联。古今中外，不管是中苏还是英美，做买卖就要重合同讲信誉。欠债偿还期是3年还是5年，要两家商量，签订协议，无论是债主还是欠债的，都不能一方说了算，尤其是由欠债的定盘更不合适。你自己定成5年，然后再通知对方，那是不可以的。没钱还不了，想拖几年，没关系，可以商量。对方体谅，8年还清都可以。你不跟对方商量，自行决定，那叫违约，慢说5年还清，3年也不行。这不是体谅不体谅问题，这是不尊重对方，不遵守游戏规则。
但随后的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苏联还是“体谅”中国的难处，同意推迟5年还债。注意，不是“在5年内还清”。
这样，连唯一“可以”指责苏联逼债的事例也不存在了。
1960年11月，刘少奇前往莫斯科参加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出于各自战略需求，都采取了防止破裂的措施，最终达成了共同宣言。随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苏，几个月前双方的紧张关系又得到缓和。刘少奇访苏期间，米高扬曾表示很快会恢复一些援华项目并再派专家，苏联对中国还债问题也故意表现出了高姿态。
1961年同1960年一样，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上半年，苏联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和经济方面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提供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成为苏联最后向中国提供的一次军事援助。同年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然而，面对这一姿态，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苏联大使作了口头答复，感谢赫鲁晓夫的好意。不过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共中央只同意接受古巴糖，表示愿将苏联的粮食作为后备，还是立足于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口粮食。
笔者小时吃过古巴糖，但可能不是赫鲁晓夫“借用”给中国的那一批。1960年11月17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了有力支援古巴的经济建设，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口古巴糖。从此古巴糖走进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古巴糖是一种只经过简单初加工的劣质糖，杂质较多，呈浅褐色，很散，像沙子一样，甜味不如红糖那样浓烈，更比不上白糖的柔腻。但对少年时的我来说，已是天上美物。50年过去了，我还能清楚记得玉米面饼子蘸古巴糖带来的无限欢乐。
还是说苏联逼没逼债吧——赫鲁晓夫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1961年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
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账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当时，这一公报在中国的《人民日报》刊登并在广播中播出，在民众中产生了好的影响。4月10日，《人民日报》以专文对苏联的帮助表示感谢：“由于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
在1961年的《中苏贸易会谈公报》中我们能发现，苏联在撤走专家后，并未提出过还债的问题，反而体谅中国的农业状况，主动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中国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20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三年困难时期，东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较少，苏联出借粮食应该是原因之一。换言说，苏联的粮食，曾经救过中国东北人的命。这跟传说中的“逼债”的形象，是个颠倒性的史实。
史料记载，1960年至1965年，中国归还了苏联23亿元的欠债，平均每年还债4亿多元，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2%。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比例是很小的。
根据当时的中苏联合公报，中国还债并非是用粮食(大概也不用笔者小时候听说的苹果和黄豆)，而是“供应苏联有色金属矿砂、锡、水银、铅、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新疆出产的重要矿藏，便担负了对苏还债的半数款项。
可以说，60年代初中国出现的大饥荒，与对苏还债并无多大关系。不管是苏联“逼”我们还债，还是我们“争气”主动还债，都应该不足以在根本上影响国计民生。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有多少?
大饥荒刚结束不久，1963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1960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
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即中国包揽一切，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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