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2012年度最大新闻――“薄王事件”的发生地；重庆警察，3年来屡被“折腾”的群体。
位于黄龙路555号的重庆市公安局，已经恢复平静。门口的两个石球上，王立军写下的“剑”、“盾”两字，已经不见踪迹。3年多来，近4万人的重庆警界与石球一道翻转腾挪，成为另一道景观。
2012年12月。本刊记者深入重庆，还原重庆普通警察3年来的“辛苦遭逢”，探寻交巡警平台“拆台”背后的隐情，记录“王立军时代”冤假错案受害者的艰辛申诉……
一路行来，即使置身重庆之外，我们亦感受到强烈的心理颠覆和情感落差。什么样的土壤，能让“一把手”滥权无度至“逆天”；外人不窥其里，但是那一度的万马齐喑又因何而来？
重庆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法治的中国梦，终究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拆台”背后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2005年，中国内地首个交巡警试验在上海宣告失败；2008年，锦州交巡警也随王立军的离开而拆分；如今，重庆正悄然拆解交巡警平台……不同的时空维度，同样的结局重复，个中缘由，或许很难仅用“因人废事”为其作注。
王氏交巡警
“你们重庆交巡警最近‘压力山大’吧？”
“不是重庆交巡警，是王氏交巡警！”
这个纠正记者说法的人是李纲（化名），去年刚从重庆警察学院毕业。与当初入警时的神采飞扬不同，现在的他，整日无精打采，正等着重新调岗的“判决”。李纲只能祈祷，上级给自己安排一个好去处，可这么多人都要重新安置，哪里又轮得到自己呢？
“早知如此，那时候就不该考这个交巡警。”李纲深深地呼了口气。
交巡警是王立军从锦州带到山城的特产，于2010年春落户，这正是前公安局副局长文强落马之时，也是“打黑”风暴的收官阶段。似乎王立军有意借此向外界昭示，一个旧时代行将过去，“平安重庆”就要来临。
王立军设想的交巡警，是打破传统的警务模式，实行点对点指挥调动。他要求主城区任何一个地点发生案（事）件，必须在3分钟内集结5台警车、20台警用摩托、60名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人海战术，这与他追求完美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一脉相承。
据《重庆日报》报道，交巡警平台由王立军亲自带队设计，内置各种通信设备、数据处理设备、电气控制设备、GPS定位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等，甚至连冰箱、储物柜、微波炉、饮水机等生活设备都一应俱全。该平台分为两种，固定平台拥有国家专利23项，可移动平台则有42项。
“这个东西就姓王，里面的任何陈设都必须投其所好。”李纲说。
记者了解到，所有平台都立有一块标志板，印刻着“打击犯罪更彻底，服务百姓更直接”，用的是王立军最爱的繁体字，正楷，显得个性十足却又不伦不类。
在交巡警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曾有近1万4千人被分配到全市500个平台之中。这一数量，一度接近在编警察总量的半壁江山。
在许多重庆人看来，是交巡警平台为他们带来了“安全感”。
官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重庆市民安全感指数高达95.89%；2011年更是达到96.51%的历史峰值。媒体同样宣称，“2010年，重庆街面犯罪下降近40%，主城21年来首次出现街头‘两抢’案件单日‘零发案’，交巡警平台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击犯罪‘第一阵地’。”
不可否认，声势浩大的交巡警踞于街头，对犯罪分子起到了一定的心理威慑作用。但李纲提醒，街头治安状况虽有一定改善，却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夸张，而仅有的“改善”也多半赖于此前“打黑除恶”的敲山震虎，还有王立军近乎严酷的治警方法。
记者跟随他探访了多处平台，发现大多都已是“人去台空”，只留下协警在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而旁边停放着的高级摩托车全用塑料布紧紧捂着，落满了灰尘。李纲说，那些表现好、资历老的警察都被优先调回派出所了，留下的要么是像他一样的新进大学生，要么就是非在编人员，他们没什么事可做。
而在鼎盛之时，交巡警平台却是另一番模样。“我们分为早班、中班、晚班、备勤、轮休五班，每班8小时，0点到8点，8点到下午4点，4点到第二天0点各一班。”李纲开始时还觉得新鲜，后来，他的身体撑不住了。
“夏天地面温度50度，虽然平台也有空调，但管用的范围有限，也不能一直吹，吹久了还伤身体，冬天也是一样，冷得可怜啊。中暑感冒是家常便饭，我好多同事都带病站过岗。”
“过去上面压得凶，甚至连做多少件好事都有要求。无论如何，底下的人都必须满负荷投入，但这跟弹簧压缩是一个道理，不可能始终保持同样的状态。”
所以说，当“打黑”渐次平反，“王氏交巡警”的缔造者也身陷囹圄，基层警察的神经不再紧绷，交巡警的威慑力还有多大？答案或许已经明朗。
车牌尾号718的出租驾驶员佐证了这一点。上周，他连续去几个平台打印违章罚单，但值勤的却都宣称“打印机坏了。”
“很多乘客跟我抱怨，说现在的交巡警太不像话，但凡碰到麻烦点的问题就说‘不该我管，去找派出所’，王立军在的时候哪敢像这个样子？”驾驶员滔滔不绝，记者转头看向李纲，他把眼神匆忙地避到了窗外。
大炮打蚊子
交巡警平台的花费是不菲的。记者从一名消息人士处获悉，1个固定平台造价约为30万元，而其每年所产生的运行费用则将近80万元。“曾有某发达地区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财力最多撑3年。”
不过，在警界人士看来，如此巨大的开销显然是在用大炮打蚊子。
“它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功能屈指可数，无非只是处理一般的交通违章和做一些简单的便民服务。”派出所民警赵麒（化名）以眼光独到而小有名气，他从一开始就怀疑交巡警模式的可行性，并且多次婉拒调往平台，“我一直想把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但你是知道的，那段时间，条件不允许。”
在赵麒看来，交巡警平台或许提高了群众的见警率，也提高了出警速度，但未见得就能提高管事和办案率。
赵麒说，警种混搭非但难以起到协同作用，反而减低了各自的专业水准。“本来刑警负责刑事案件，治安警负责治安案件，交警专管交通肇事，现在可好，全部统一到交巡警名下，一人饰几角，啥都管，完全是乱弹琴。”
而且，交巡警队伍的大肆扩编，让许多非专业、非警界的人员充斥到平台，甚至一些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事业单位的保卫处人员也被收编。“想靠他们破案？‘瞎猫撞上死耗子’还差不多。”赵麒略显激动。
2011年8月，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浩博天庭写字楼发生入室抢案，数分钟内楼下便聚满了几十台警车，但嫌犯吴华却依然顺利逃脱，直到3天后才在渝北回兴的居民区内被特警抓获；而在人们更为熟悉的周克华案中，最后还是靠派出所民警扮演了一锤定音的角色。
可以说，交巡警平台的社会效应轰轰烈烈，却难以得到可持续的长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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