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方的鼓惑之下，全世界为之哗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的各国舆论几乎一致谴责日军屠戮平民的暴行;日本方面虽然矢口否认，但也有口难言。中国军方一箭双雕，一方面以此阻滞日军凌厉攻势，另一方面用嫁祸于敌的宣传策略，激发河南民众的仇日情绪，使中国人同仇敌忾。
花园口决堤后，国民政府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后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这种救助杯水车薪，平均每个难民不到一块钱，只够买两个馒头。再加上洪水导致道路损毁，田园淹没，灾民既无法被救，也无法自救，因此大多数灾民都无法逃脱饥馑饿殍的悲惨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侵略者的日军也参与了救助灾民的人道工作，这是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花园口决堤后，日军用运输机对受困的第16师团展开救助。针对中方的栽赃，日军针锋相对地展开宣传战，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开“真相”，声称有数十万“支那良民”葬于水灾，日军积极救援，蒋介石是人类的敌人等等。
古人云：“善欲人见，是为小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在很长一段历史中，“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和“黄泛区”也成了蒋介石一生的敏感词。虽然国民政府矢口否认决堤是中国军队所为，坚称系日军轰炸所致，但毕竟做贼心虚，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花园口事件从此就成为一种中国禁忌。直到蒋经国时代，花园口事件在台湾仍然禁止公开谈论。
美国前外交官陶涵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写道：
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也，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从1938年的大饥荒到1942年的大饥荒，河南民众有一万个理由诅咒“蒋该死”。1975年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去世。4个月后，河南板桥水库崩溃，当年的黄泛区再次成为一片汪洋，数十万无辜民众葬身“水墓”。如果蒋介石在天有灵，不知对这嘲人类历史上最大技术灾难”的“75.8”浩劫作何感想……
半个世纪后，河南作家李准用一部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记录了一代河南人在花园口灾难中的遭遇。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河南难民“老东家”有一句台词：“下辈子千万别托生在这儿!”如果说上个世纪的灾难曾经留给河南人数不清的坟墓的话，那么如今，这些劫后余生的河南人连他们的祖坟也被彻底铲除，河南人与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间正在失去最后的联系。在一个完美的权力时代，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民群体正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游荡……
五
春秋时代，老子是楚国苦县人;2500多年后，这个叫做苦县的地方已成为黄泛区的中心地带，名为鹿邑。这位中国智者曾经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这句话道出了饥荒的根本原因。统治者常常将饥荒这种“人祸”归罪于天(灾)，称为“自然灾难”。孟子指出，这种“天灾”的说法就如同用刀子杀人，然后声称不是他杀人，而是刀子杀的人。(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俭，途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房龙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这句话几乎是对中国历史的最简练概括。中国逃出饥荒的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但人们的记忆远比饥荒要消逝得更快。2012年11月17日，在贵州毕节街头的一个垃圾箱里，5个流浪儿童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据说，一碗2元的面条是他们的最后一顿饭。从世界范围来说，如今的工业化已经彻底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但却并没有解决饥饿和饥荒问题，由此可见饥荒并不完全是天灾。因为在饥荒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认为，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并没有直接联系，避免饥荒的最好办法是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没有公民权比没有粮食更容易制造饥荒。
因为一场饥荒，来自美国的白修德被载入中国史册。这场饥荒似乎并没有改变中国，也没有改变蒋介石，但无疑改变了白修德，至少改变了他对中国和蒋介石的认识：蒋介石“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白修德揭示了河南大饥荒的另一种真相：
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作为这场灾难的亲历者，白瑞德最感到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军队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落井下石地征收繁重的谷物税。日军占领汤恩伯部的军需仓库后，发现里面囤积的面粉就有100多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而汤恩伯却不愿拿出哪怕一袋用来赈济灾民。在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时，白修德指责他们不顾灾民死活的横征暴敛，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在《一九四二》中，蒋鼎文对李培基说：“农民饿死了，土地还在;军人饿死了，国就亡了。”农民重要还是军人重要，其实是说人重要还是国家重要。这句话让人想起朝鲜电影《北逃》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吃饱饭难道比祖国重要吗?”
应当承认，“一九四二”大饥荒并不是最悲惨的。20年之后，一场疯狂的“大跃进”和“放卫星”将“人民公社”的河南和中国重新带回到“一九四二”。20年后的河南酷吏们更加“爱国”，以“清仓运动”劫掠的“爱国粮”填满了国家的仓库、车皮和远洋轮船。最大的不同是，当年的国民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都开设免费的火车来转送难民逃荒;这一次，由军人押运的火车只运走农民的粮食，而不是帮饥民逃荒;在“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管制下，饥民连逃荒要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王泓在《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炎黄春秋》2006年第1期)一文中写道：
大跃进时，河南村民饿得吃野菜树叶，被批给社会主义抹黑。村民饿得啃树皮，被批为扒社会主义的皮。这两种人都要批斗，批斗会称为光荡会，批斗者围成一圈，把吃树叶啃树皮的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有的倒下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有人问村民为什么不出去逃荒，答曰逃荒就会被民兵开枪打死。
“浮夸风”夺走“社员”的最后一粒口粮后，禁止逃荒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仅以官方公布的数字，河南“非正常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万，其中信阳地区死亡100万。很多饥馑的人因为藏粮、偷吃和逃荒而被酷吏们残忍杀害。如果说当年还有张高峰白修德《大公报》公开真相的话，那么20年后，无远弗届的新暴力体制将一切良知的声音都彻底消灭了。河南地方为了掩盖灾情，省内全境封锁，仅信阳邮电局扣押的上告信就达12000多封。直到1961年北京以3万名武装军人接管信阳，才开仓赈粮，许多幸存者在爬到粮仓的最后一刻咽气倒毙，其状惨不可言。
从民国的保甲制度到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民众都不过是权力和暴力的奴役对象罢了。在上个世纪中叶的20年间，河南连续遭遇3场灭绝性的大饥荒：从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1942年的四害到1958年的大跃进。这3次权力和暴力制造的浩劫，彻底改变了现代河南的文化格局和社会秩序。饥荒摧毁了一切秩序，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失去最后的尊严和理智，整个河南仿佛一个“野兽般的世界”。抢劫、杀人、出卖、吃人，一切罪恶都被视为正常。曾经温情脉脉的中国乡村，那些维系人心的传统、道德、礼仪、亲情和怜悯都已荡然无存。灾难不仅消灭人的肉体，更消灭人的伦理与尊严。人不仅沦落为动物，人甚至沦落为食物，人吃人成为幸存者的“美德”。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河南人，也伤害更多幸存者的良知与尊严。灾难是对文明的逆淘汰过程，人们或苟且偷生，或奸诈暴虐，不择手段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它扫荡了所有的忠诚，否定了所有的努力，人们不顾一切地去活命。……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理念能在已经发生的严酷现实中维系人心了。……食物就是惟一的信念，饥饿就是惟一的命令。”白修德这样写道。
多难未必兴邦。灾难使好人不得好活，使坏人不得好死。“一九四二”不仅是一场饥荒，而是讲述了中国的末日镜像：兵荒马乱、贪官污吏、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经济崩溃、国家解体……这种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每个人都是灾难的制造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人性的弱点和罪恶被放大到极致。在河南现代史上，频繁的灾难和死亡使人们变得无耻、麻木和冷酷，最后一切都成为一串冰冷的数字，被遗忘在历史深处。在很长时间，河南人几乎成为“流民”的代名词。维系传统伦理的乡村精英近乎灭绝，劫后余生的落魄流民粗鄙无耻，流氓文化沉滓泛起。一方面，流落四方的河南人备受歧视;另一方面，麻木不仁、言而无信、欺软怕硬、贪嘴好吃成为苦难留给当代河南人的最耻辱伤疤。事实上，这种伤害不仅仅是河南人的，而是全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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