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如果说战争常常导致“亡国”，那么饥荒无疑是“亡天下”;在统治者眼里，只有亡国之忧，而无亡天下之虑。对蒋介石来说，最悲痛的莫过亡国;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最可怕的是亡天下，至于国，亡不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李约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确实就是“糊口经济”，至少对大多数底层民众来说就是这样。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已经不错，一旦遭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
近代中国可谓灾难深重，与一场场人祸相伴而行的是接连不断的天灾：光绪2年(1876年)华北连续三年大旱，黄河中下游地区有1300多万人死亡;光绪22年(1896年)，一场台风和海啸扫荡了刚刚诞生的上海，10余万人遭遇没顶之灾。进入民国时代后，灾难进一步加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的流民泛滥，才使蹒跚学步的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数年间崩溃失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中国其实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白修德看到，“政府机关、医院、军队司令部、大学、省政府等一切机构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行将崩溃”。流民遍地的中国，整个社会已经彻底瓦解，一切都只能推到重建。从社会动员到暴力机器，一元化的共产党明显比多元化的民国政府更有效率。官僚腐败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乱世中国的控制，崩溃无可避免。历史学家费正清在当年的笔记中写道：“我获得一个明确的信念，我们的盟友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毁灭，并且走上丧失权力的道路。”
“江山千万里，家国四十年”。现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战争与爱情》中写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实在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时代埃你会相信，哪儿还有人把闷死的幼儿，在锅里蒸着吃?你会相信，有人死了，家人不敢葬，因为葬下去，可能被挨饿的饥民偷去吃了呢?”
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到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记载：1918 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 万人丧生。同年2 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 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1923年，12 个省遭受水灾和旱灾。到1924 年和1925 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这就是著名的“闯关东”。
民国十七年(1928)至民国十九年(1930)持续3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导致1300多万人死亡，而其中又以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陕西全省92县悉数蒙难，八百里秦川，赤野千里，尸骨遍地，甚至人相食，惨绝人寰。有200多万人被活活饿死，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逃亡他乡，800多万人以树皮、草根、观音土苟延生命于奄奄一息。因此一般关中人对“民国十八年年馑”最为耿耿于怀，这也是“万人坑”在现代关中人心中的出处。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河南发生大饥荒的同时，广东的饥荒也完全失控，300万人因为冻饿而亡。蒋介石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华侨在粤，有鬻卖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在这场巨大的天灾人祸面前，蒋介石只能哀叹自己的回天无力，去祈求中国的老天爷和西方的上帝。
1946到1947年，南方发生大范围的饥荒，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8年发生在前满洲国首都长春的战争，最终酿成巨大的人道灾难，无异于一场南京大屠杀。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因为守城的国军拒绝投降，围城的共军禁止城内难民出逃。从围城的第3个月开始，弹尽粮绝的长春城内就开始公开卖人肉。长达5个月的围城，数十万无辜平民被活活饿死，甚至被吃掉。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一书称长春围城饿死了15万人;国军将领段克文则认为实际死亡人数达到65万。国军司令郑洞国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四
在民国史上，刚刚修通的陇海铁路成为一条悲惨的逃荒线，或者说是河南人的救命线。作为工业革命象征的火车来到中国不久，就颠覆了满清帝国和传统皇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火车为大饥荒中的饥民打开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逃生通道，这是民国十八年关中大饥荒所没有的。在一场场人祸天灾中，经历过十八年年馑的关中成为河南人的诺亚方舟，无数难民身无一物，背井离乡，沿着陇海线，或扒火车，或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步行，一路乞讨，西出潼关逃往关中和西北高原。这些数不胜数的河南灾民流落关中，沿着陇海线，在关中安顿下来，这后来成为关中“河南担”的出处。“据估计，至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沿着陇海线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许多河南流民落脚，河南话成为陇海线的第一语言。如今西安市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当年河南流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约一半铜川人都说着河南化，关中因此几乎被河南化，成为第二个河南。
对河南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来说，民国三十一年并不是最大的移民潮，更不是唯一的。此前四年，黄河“花园口事件”对河南人所造成灾难更为可怕。如果说前者更像一场天灾，那么后者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祸”。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夏，日本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中日徐州会战后，徐州沦陷，中国军队兵败如山倒，日军沿陇海线直扑与京汉线的交汇点郑州。面对势不可挡的日军进攻，蒋介石采劝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以黄河水“水淹七军”。黄河在这一段早已成为地上悬河，一旦溃决，必将一泻千里，整个中原必将灭顶。蒋担心军人抗拒执行，多次警告不要有“妇人之仁”。6月9日，花园口被中国军队炸开，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肆虐的洪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因为军方只提前一天通知，根本来不及撤离的河南民众瞬间就被黄河席卷而去。堤脚下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等23个村庄转眼无存。洪水波及豫、皖、苏三省44县(市)，共计29万平方公里，酿成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的空前灾难，形成震惊世界的中国“黄泛区”。黄河泛滥的9年期间，洪水、瘟疫、匪患、蝗灾、严寒、饥荒，轮番侵袭，曾经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千里中原变成了人间地狱。
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整个中原沦为汪洋中的黄泛区，到处都是一幅悲惨的饿殍图。马上就要收割的麦子付之东流颗粒无收。人们极尽可能地节省存粮，三顿变两顿，两顿变一顿，馍改成粥，粥改成稀汤，粮食吃完了，开始吃谷糠麸皮和野菜，然后是猫、狗、蛇、鼠、青蛙。最后连树皮都吃光了，只有吃人和死亡了。因洪水淹死饿死的人和国民政府抓壮丁造成的平民死亡，远远超过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
在大人物和政客看来，当国家遭遇战争时，“舍卒保車”常常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战略选择，因为政府是“車”，而民众只是无足轻重的“卒”。花园口决堤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之一，死于这场灾难的河南平民将近90万人，这是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3倍。相比之下，蒋介石的这场神机妙算导致日军损失7000多人。西进受阻后，日军由沿平汉线和淮河两路合围改为沿长江推进，4个月后，攻陷武汉。武汉沦陷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已亡，将30多万居住在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
早在做出决堤放水之前，中国军方就拟订了宣传策略，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致使黄河大堤决口。为了栽赃给日本人，商震命令在花园口决堤的同时，将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以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常国民党中宣部配合拍摄了大量照片和影片，用来对外宣传。决堤之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国家新闻中心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黄河大堤被日军炸毁。军政部长陈诚在武汉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揭露”了黄河决堤的事件“真相”，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飞机无视国际准则，公然地野蛮轰炸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堤坝垮塌的人间惨剧。中央社“统一口径”，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谴责日军炸毁黄河大堤、致黄河决口泛滥的反人类暴行。中共《新华日报》也义愤填膺：“豫东战场:敌因屡犯被阻，竟决黄河大堤，黄水汹涌处庐舍荡然，敌妄图消灭我战斗力”，“犯新郑敌已击退，暴敌仍到处决堤，中牟、白沙大水，数万灾民集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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