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来自河南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但蒋介石并不相信——或者假装不相信河南的灾情，白修德当面给蒋介石出示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蒋介石沉默了。接下来的结果自然是人头落地，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泄露机密”被枪毙了。白修德的介入使河南饥荒大白于天下。直到10月，国民政府才派出两名官员前去调查灾情。10月底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河南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之后，蒋介石下拨2亿元救济款，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元，而且大多并没有落到饥民手中。所有的官办粥场都形同虚设。新年之际，又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200斤)小麦用作军需，这对河南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九四二》中有一个桥段：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日军军官陈诉日军兵力不足，战争不利。冈村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是政府对民众极其冷酷，如果能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则必然扭转战局，击败貌似强大的中国军队。冈村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宁次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毫无疑问，这句“他们首先是人”是这部电影最为刺耳的台词。
在中国官方历史中，冈村宁次在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时期，曾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造成数百万华北平民的死亡，但冈村宁次指出，他真正实行的是“三不”政策，即不杀、不抢、不淫。从真实历史来看，冈村宁次似乎并没有撒谎。事实上，“三不”也比“三光”更高明更厉害更符合日军当时的战略思想。冈村此举意在对日本军队的战争行为进行约束，提倡“良心至上”，以此收买中国民众的人心，实现儒家传统理想的“王道乐土”，从而彻底征服中国。如果说战争中尚有一拼的话，在这种国家层面的文明对抗中，当时兵匪不分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军纪严明的日军的对手。在日军和中国民众共同形成的强大压力下，至少有40万国军不战而降。
因为冈村宁次颇具政治家头脑的卓越战争指挥能力，他被晋升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可惜不足一年，强大的日本战车就被美国的原子弹击溃，中国因此得救。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1949年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经过审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返回日本，1966年去世。
二
与其说《温故一九四二》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口述性质的报告文学，它以民间传统的口口相因述说了一个关于饥饿和饥荒的往事。在《温故一九四二》序言里，刘震云这样写道：“一九四二年，在我的家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这句话也成为电影的开场白。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出生在河南延津，在一九四二年大饥荒中，他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逃荒路上。《温故1942》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事实上，“人相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这是光绪年间的一份记载。在白修德的报道中，成群的野狗啃食人的尸体。从灾民的口中，这个美国人才知道吃人已经不是问题，吃死人还是吃活人才是问题。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
在这场灾难过去20多年后，报道这场大饥荒的白修德获得了迟到的普利策新闻奖。2012年——在这场饥荒过去整整70年之后，冯小刚将这一天灾人祸的历史悲剧搬上银幕。为了这部震撼人性思考的史诗巨制，冯小刚和刘震云整整筹划了将近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和纳粹屠杀100多万犹太人，这件事情全世界都知道，非常震惊。但与此同时在中国河南发生了一场旱灾，饿死了300万人，很少有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很少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良心之作。
前有《金陵十三钗》的“蝙蝠侠”传奇，如今，投资达2亿的《一九四二》毫不意外地请到了两位奥斯卡影星加盟：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阿德里安·布劳迪和扮演传教士梅甘的蒂姆·罗宾斯。前者因为《钢琴师》一举成名，后者以《肖申克的救赎》风靡中国。布洛迪曾说：“四十年代是一个悲伤的年代，告诉我们自己是那么的脆弱，我们绝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从《钢琴师》中饥寒交迫的难民到《一九四二》中的历史记录者，从肖申克监狱的囚犯到中国灾难的拯救者，在冥冥之中，这种机缘巧合似乎真的是一种天意。在不可思议的历史中，中国没有上帝，洋人充当了拯救中国人的天使甚至上帝。电影中的张涵予对蒂姆说，如果魔鬼总是赢了上帝，那他为什么还要信上帝呢?蒂姆一时无语。拍完电影后，冯小刚感叹“老天爷的帮助”。
20年前，李雪健在主旋律电影《焦裕禄》中饰演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20年后，他又在《一九四二》中饰演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从县委书记到省主席，从40岁因饥饿而死的焦裕禄到60岁淡泊权力的李培基，李雪健都试图展现一个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焦裕禄追着火车劝阻饥民逃荒，李培基面对逃荒的难民向蒋鼎文求免军粮，这一幕何其相似!
因为王朔和刘震云这两位文学大师的介入，冯小刚的电影水准明显要高出中国大多数导演，甚至使单打独斗的张艺谋也越来越显出思想艺术上的落后。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片导演，中年以后的冯小刚令人惊奇地多了一些思考和批判，开始对电影产生了一种严肃的抱负和敬意，人性的追问逐渐出现在他的电影中。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越来越成熟的冯小刚并没有走向圆滑和世俗，而是更加深刻和谦逊，终于在他54岁时，第一次将镜头对准最代表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没有了葛优的《一九四二》让人们看到冯小刚的华丽转身，他正从一个斗升市民嬗变为一个思想精英。面对他的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冯小刚已经不再关心票房;甚至说，也不是“忆苦思甜”那么简单。从这一刻起，一个中国电影界从前的大腕终于变成了一个中国电影界今天的大师。《一九四二》在罗马国际电影节进行全球首映之后，英国《卫报》的影评不吝溢美之词：“导演冯小刚通过《一九四二》展现了他驾驭和呈现一部史诗的能力。他让世界知道了这段黑暗的中国历史。电影情绪十分克制，但又让人深受触动!”
《赛特巴莱》、《白鹿原》和《一九四二》是2012年华语电影最大的收获，这三部方言化的史诗巨制将华语电影提升到全新的人性高度。厚积薄发的《一九四二》显示了冯小刚对电影和对历史的诚意。相比高全安的《白鹿原》，《一九四二》的历史场景更加丰富而宏大。前者用时间线叙述了一个传统乡村的村史;后者则多线并进，展现了一场灾难中的众生相。超强团队阵容的《一九四二》也更加严谨和成熟，比如为了展现农业时代的社会风貌，所有演员都接受了强迫减肥。张国立进入剧组一个月就瘦了17斤，整部电影拍了5个月，他一共瘦了24斤。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使他常常连走路说话都感到困难，几乎要倒下。影片中逃荒的大场面动用了2000多名群众演员，艰苦的环境竟然使不少难以忍受的群众演员逃跑了。
在整个社会沉迷于低智和娱乐的时代，与其说《一九四二》是一部沉重的电影，不如说它是一部让人不得不回到思想的电影。无论是悲悯还是刻薄，无论是愤怒还是绝望，对暴富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思想无疑是最后的奢侈品。《一九四二》对于冯小刚，就如同《活着》对于张艺谋，但无疑前者的视野和思想更为广阔而成熟，甚至从运作上也更为成功——《一九四二》竟然通过了禁忌重重、布满“纸枷锁”的中国官方审查。相比之下，新锐导演王兵的电影《夹边沟》对饥荒的呈现更加冷峻和真实，却无法通过中国官方可怕的审查机器。
当然，为了满足权力意志，这部共党缺席的电影不断穿插日本空军对中国难民的轰炸，特别是最后日本兵对“拴柱”的虐杀，这与《赛登巴莱》对同一时期日军的塑造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中国电影仍然难以摆脱对日本人面具化和妖魔化的窠臼。
诚实的说，《一九四二》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或薯条看的电影，甚至它也不需要人们的掌声。冯小刚不是冯小宁，《一九四二》也不是《举起手来》，它不会带给人们以酒足饭饱后的意淫与快感。《一九四二》无疑是冯小刚最有具诚意的电影，它没有《集结号》那样的煽情，也没有《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主旋律，镜头语言如此平静和朴素，以至于“没有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尊敬。《一九四二》即使没有完全复原那个历史场景，至少也为每一个河南人和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尘封的族谱，告诉你来自哪里。
如果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和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是一座纪念1942大饥荒的墓碑，那么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王兵的《夹边沟》就是一座纪念1958年大饥荒的墓碑，这两座墓碑无疑是当代中国人心中最沉重的两块石头。在一个欲望和娱乐时代，历史与真相越发显得弥足珍贵。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文学与电影一起，证明了良心在中国依然存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勇敢面对，证明了人类是一种会思想的灵魂动物，而不是一个个“吃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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