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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在文革中被诬陷“通蒋”遭遇迫害始末(组图)

www.sinoca.com 2012-11-25  人民网



  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

  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日于北京。

  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是: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贺云卿上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这就是贺龙求降的铁证。有人则认为,这两封信,不一定真实,可能是李仲公后来伪造的。在有两种意见的情况下,专案组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他们决定上报康生,由康生定。康生看了看这两封信,认为是真的,他最后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

  康生此话一发,专案组就决定按他的意见办,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

  “铁证”如山,李仲公的陷害将贺龙逼上绝路

  当时,虽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想打倒贺龙,但贺龙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功绩,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威望,加上林彪、江青等人指责贺龙的都是一些观点、做法上的所谓“问题”,仅仅靠这些,他们还打不倒贺龙。可是,李仲公所诬陷贺龙的,性质就不同了,李仲公所刻意编造的谎言是:贺龙早就背叛革命,想投靠蒋介石,向蒋介石乞降。这个问题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放得很大。李仲公甚至不惜用伪造假信的手法陷害贺龙,而李仲公的假信竟然被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正“红”得发紫的康生,在毫无鉴定的情况下拍板认定是“铁证”。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好说话了。

  在此情况下,林彪等人加紧了对贺龙的打击迫害。轰击贺龙的“罪恶炮弹”,经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之手,一发又一发地打来。在康生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对贺龙的罗织诬陷,一项项诬陷被罗织在一起,主要有:1968年4月3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龙、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企图篡夺军权。江青、康生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搞反革命活动,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王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700条。黄永胜亲自出马诬陷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江青、康生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等等。

  康生觉得陷害贺龙的材料差不多了,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这次,康生亲自给贺龙定了案,他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实的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在康生讲话的两天后,即1969年5月18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

  林彪一伙为了搞倒贺龙,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贺龙子女乃至亲友部下,加紧了刑讯逼供,不少好干部含恨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大将许光达。

  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样迫害贺龙,最主要的是:他们认定李仲公伪造的信件是真的。他们还认定,这两封信是贺龙最主要的罪证。由此可见,李仲公陷害贺龙,特别是用伪造信件的手法陷害贺龙,对贺龙的打击是巨大的。直到贺龙被迫害致死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然把李仲公伪造的两封信当作贺龙“罪行”的主要“证据”使用。

  冤情昭雪,李仲公信件经公安部门鉴定揭穿

  那么,李仲公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情是怎样被揭穿的呢?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意识到,林彪迫害贺龙,贺龙是冤枉的,表示贺龙是搞错了,要平反。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开始亲自过问贺龙遭受陷害一案。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大量遗留的党和国家要事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李仲公的诬告信问题。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对李仲公写信诬陷贺龙的问题“进行彻查”。周恩来要求,对于李仲公提交的两封信,要拿到公安部门去鉴定。同年9月23日,公安部得出的结论是:这封“求降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显然是李仲公伪造的。

  情况清楚之后,调查人员都十分气愤,知道这件事情的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十分气愤。许多人提出,一定要严肃处理李仲公。最后,意见反映到周恩来。周恩来也对李仲公竟然伪造信件陷害贺龙的事十分气愤,但他从全局角度考虑各种因素,最后表态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了。周恩来最后在材料上批示:约李仲公一谈,告以在1968年交出贺的1929年5月两封信,非贺龙亲笔,且贺字云青,并非云卿,代笔定非新近之人,可以断为伪造之信……望李老实交待,可得宽恕,否则将进行彻查,以弄明真相。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派专人找李仲公谈话。谈话是在国务院参事室一个会议室里进行的。当中央工作人员把公安部鉴定意见摆在李仲公面前时,他无法自圆其说,只是呆坐在那里,浑身冷汗直流,最后他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伪造了信件陷害贺龙。

  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报告》写道:李仲公在“文化大革命”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公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刷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还提出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意见。

  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

  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事情清楚了,陷害贺龙的李仲公也受到了处理,但在当年,李仲公对贺龙的陷害却是致命的。1969年6月9日下午3点,贺龙含冤去世。贺龙去世后,没有开追悼会,没有人送花圈,也没有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为他送行,只由几个医护人员在专案组的安排下,把贺龙的遗体送到八宝山火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对贺龙冤案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审理,为贺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陷害贺龙的那些人,则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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