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们回去研究了一下，认为李仲公肯定还有话说，便于3天后，再一次派靳海东带几个人来到李仲公家，请他接着谈。此时，李仲公早已经打定主意，要使出最狠毒的招数陷害贺龙。于是，他谈着谈着，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乞降，可惜信在我来北京时，被我爱人烧掉了。”
靳海东听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回到北京体育学院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这件事。刘长信听后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个线索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明天就去让他写个材料，不然老家伙一死就没证据了。”
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李仲公家，要求李仲公把信的情况写一个材料给他。李仲公立即答应。其实，李仲公早在靳海东走后就动手写了一个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后来，靳海东回忆说：我们找李仲公时，他事先早就有所准备，准备了一张小纸条。他写时，还不时地看一下手中写得很小的纸头。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好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很快就通过红卫兵小报传了出来。江青知道后，立即批示贺龙专案组，要去北京体育学院了解情况。贺龙专案组得到江青批示后，立即派人到北京体育学院，看了李仲公写的陷害材料，还专门听了靳海东的汇报，最后，贺龙专案组的人告诉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子，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他们临走前，带走了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
李仲公陷害贺龙的材料写得并不长，但却是十分恶毒的。现将这份写于1968年3月28日的材料摘录如下：
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分投于四川、贵州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知的贵州人毛景园见我。打下武汉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并将我逮捕后，就和他断绝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伪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他派的人持着他的信来见我（这是贺龙于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队伍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来见3次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后患，把它取出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严仁珊的计陷，极力对我道歉，望加原谅。接着是力述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情势，实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宿衷，再予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慈援助并候示复。末署贺龙呈上等语。
李仲公在材料最后写道：
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情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作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
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公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
在全国解放后18年的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
伪造信件，李仲公陷害贺龙步步升级
贺龙专案组把这个材料拿给江青。江青看后，指示专案组要再到国务院参事室去找那里的军代表了解一下李的情况。贺龙专案组找到国务院参事室军管会的人，请他们看了李仲公写的材料。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看了材料，采取了慎重态度，对这份材料作了如下批注：“李仲公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
江青手中拿到了李仲公写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她立即和康生商量，要开一个会，把贺龙的案子定下来。会议是1968年5月16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的，康生、吴法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先是由负责调查的有关人员汇报情况，当汇报到李仲公说1928年贺龙曾给他两封信后来因搬家被烧掉时，康生立即说：那两封信为什么留下又烧了?那两封信一定更重要!
吴法宪立即接着说：“应给李仲公做工作，要他交出这两封信。要告诉他，如果将这两封信交出来，是有功的。”
这次会议决定继续对贺龙进行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找李仲公，让他交出贺龙的两封信。会后，贺龙专案组立即开会讨论，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要李仲公交出那两封信。他们决定派专人去找李仲公谈。6月下旬的一天，贺龙专案组的赵秀峰、刘士艺来到李仲公家，他们反复说明那两封信的重要性，要李仲公打消顾虑，交出那两封信。李仲公听后，一阵沉默。他自己心里清楚，自己的谎话说大了，哪里有什么两封信，原来就是自己为了陷害贺龙而编造的。但是，李仲公陷害贺龙的决心是下定了，谎话也要当真话说，而且，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那两封信，他决定自己伪造。他对专案组的人说，容我找一找。专案组的人走了以后，李仲公便动手伪造信件。伪造之后，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等专案组的人找他时，再交出。
时间很快就到了1969年7月。这时党的九大已经开过，贺龙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无论是江青、康生、专案组的人，还是李仲公，都认识到，贺龙已经失去了中央的信任，必倒无疑了。于是他们又积极行动起来，陷害贺龙。1969年7月，贺龙专案组第三次派人来找李仲公。来人专门做李仲公的工作说：九大已经召开了，原为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你还有什么顾虑呢?李仲公表示，自己没有顾虑了。他立即拿出自己伪造的两封信，交给来人。他为了圆自己的谎话，还煞有介事地对来人说，原来，是他老婆害怕，不让他交，他才谎说烧了。
李仲公伪造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第一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岁因严仁珊等之欺骗，既导兄之难堪，复陷弟于绝境，并终无以自解。至今每一思及，恨痛交并，故志今属擢，托熊贡卿、贺贵严诸兄代向中央疏解，借表心迹，经以山河阻隔音信等由，恂恨事也。近阅报章知冯逆叛状益彰，全国声讨。弟亦为党员一分子，能不愤慨。甚愿即率所部万余健儿就近直捣逆巢，灭此朝食，以报党国，而慰主座。伏乞我兄代呈主座为荷。信不有诸，希亮察，如能帮忙，即请设法示复，以便再正式派人晋京回候教益矣。
专此敬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十八日
第二封信写道：
仲公吾兄次长勋鉴前补达，十六年（指民国十六年――引者注）秋间之事完全为奸人利用，结果虽促成宁汉统一，而弟一人之牺牲其痛苦不可言状，始知今日之政治须多受教训方能渐得其中之奥妙矣。弟本武夫，且生性忠实，何能快慰应付当今千变万化之时局，不能为天下人谅者理应然也。爰我如兄将何以教我，前言皆系至诚。务求敬代陈主席请求一切为盼。临颖神驰，不尽依依。此叩勋安
弟贺云卿亲笔上
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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