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得此指示，通过严仁珊告诉李仲公，就说自己晚上到严家陪他打牌。当晚，李仲公与贺龙相邀在严仁珊家中打牌。陪同打牌的还有同样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为蒋介石游说杨森的杨殷之。4人正在打牌之际，唐生智派人秘密通知贺龙，要趁此机会，逮捕李仲公。
贺龙得此命令，立即下令手下卫士，将李仲公当场逮捕，并将杨殷之同时逮捕。贺龙逮捕李仲公、杨殷之二人后，唐生智马上报告给汪精卫。汪精卫听说二人是蒋介石派到武汉瓦解自己手下仅有的武装的，顿时大怒。唐生智、汪精卫当天就决定：枪毙李仲公、杨殷之。但在讨论决定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出面为李仲公说话，原因是邓演达与李仲公有旧交。邓演达还以自身担保李仲公。邓演达在国民党中是比较有影响的，汪精卫、唐生智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支持自己，不能不给邓演达面子，结果放了李仲公，只杀了杨殷之。
因为这件事，李仲公与贺龙结了仇。李仲公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他在心中十分忌恨负责抓他的贺龙。但不久后，贺龙领导南昌起义，后来又南下广州。起义失败后，贺龙又回到家乡组织革命武装力量，后来又参加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始终在革命队伍里担任领导职务。身处国民党阵营的李仲公，只能在心中忌恨贺龙。
一晃时间过去了20多年。1949年，李仲公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脱离国民党阵营，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共产党执行最广泛地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对于过去做了坏事，但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人，既往不咎，还给予一定安排。在这样的背景下，李仲公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是解放军高级将领。李仲公的地位与贺龙无法相比，也与贺龙没有任何工作接触。虽然他心中一直记着贺龙差点杀掉自己这件事，仍然对贺龙十分仇恨，但他想报复贺龙，也报复不了，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
旧怨未去，李仲公对贺龙添了新仇
谁也没有想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件正常的小事上，李仲公暗自对贺龙结下了新仇。这完全是李仲公多心所致！
事情是这样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李仲公听说这件事后，不甘心自己担任的职务，十分想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中任职，他对组织部门提出，自己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希望能够让他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一定职务。由于李仲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表现积极，他的名字进入了初选名单。但是，军政委员会在当时是一个重要权力部门，组织上选择人进入这个机构是十分慎重的。因此，组织部门在确定初选名单后，又在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没有想到，在多方面协商讨论进入军政委员会人员名单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仲公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的责任问题，于是，有关单位即着手对此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表明，李仲公在“三三一惨案”中确有责任。在此情况下，到底要不要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情况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想到，贺龙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公，贺龙会了解李仲公的一些历史情况，于是便写信向他询问情况。本来，此前贺龙对李仲公要求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及组织上对他进行调查等情况，并不清楚。周恩来来信询问，贺龙才知道有人对李仲公进入军政委员会有不同意见。贺龙是个秉公办事的人。他于同年6月19日回函周恩来，信中说：
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公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严仁珊家中，经严的介绍，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假刘湘的办事处（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席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席散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谓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至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
贺龙此信，完全是按照历史事实而述，并且写得很简单，并没有任何个人评论，可见贺龙待人宽厚，与人为善。周恩来通过贺龙的信，大体了解了历史情况。为了更慎重些，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聂荣臻，了解李仲公的情况。聂荣臻回信说：“李仲公问题详贺龙信为证。”
有聂荣臻的证明，事情就十分清楚了。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区军政委员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公的名字。
没有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李仲公认为是时任西南军政主要领导人贺龙不同意。后来他又听人说，是因为过去他到武汉帮助蒋介石拉军队的事才没有让他进入西南军政委员会，他便由此想到，是当时亲自抓他的贺龙向中央反映了历史情况。因此，李仲公更加怨恨贺龙。
1957年，毛泽东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提出要扩大统一战线，要安排一些民主人士进政府担任职务。中央根据这一指示，决定扩大安排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各部门任职。当时身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李仲公再次不满意自己所任的职务，想要到政府中去担任实际领导职务。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提出可否安排他到贵州任省长。中央对李仲公的这一要求十分重视，决定广泛征求意见。当征求已在中央工作的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提出：1950年因历史问题，都没有让李仲公进西南军政委员会，现在如果让他担任贵州省省长，更不合适，因为省长是地方政权的一把手，派什么样的人去任职，一定要慎重。中央同意贺龙的意见，没有让李仲公去担任贵州省省长。李仲公由此更深深地恨贺龙，伺机报复。
挟私报复，李仲公等到了陷害贺龙的机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贺龙并没有被打倒。李仲公虽然想报复贺龙，也没敢发作。1967年，北京街头已经有不少给贺龙贴的大字报。李仲公见了，心中暗喜。但老奸巨猾的他觉得，这些大字报都是群众贴的，还不能代表中央精神，还要等等看。于是，他依然暗中做准备，没敢跳出来陷害贺龙。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说打倒，是不行的，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十万人大会上公开高喊出“打倒贺龙”的口号时，李仲公认为，江青说话了，这是代表中央精神的，陷害贺龙的时机成熟了。但是，当时李仲公已经患病，基本上不能走动，他想找造反派陷害贺龙，也走不出屋子。后来他转念一想，以他这样的身份，直接出面去陷害贺龙，不太合适，也让人不相信。他知道，江青等人鼓动造反派打倒贺龙，一定会找历史上与贺龙接触过的人了解情况，早晚会找到自己的，他等待着造反派找自己。
1966年4月，贺龙与夫人薛明在成都
果然不久后，1968年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组织成立的贺龙专案组（分支）的人员靳海东来到了李仲公家，向李仲公了解20世纪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并不了解许多当时贺龙的情况，只是想泛泛地了解一下贺龙在那个时期干了什么，想从中找出一点儿对打倒贺龙有利的“证据”。他们是在得知李仲公过去和贺龙有过矛盾后，才找到李仲公的。当时，李仲公身体并不好，但他不顾病体虚弱，滔滔不绝，从1927年汪精卫政府谈起，一直谈到20世纪30年代，对当时贺龙在武汉的情况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竟没有谈完。靳海东后来回忆说：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仲公故意把事情谈得很详细，并留下许多我们要了解的问题活口，以便我们再去找他。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