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前惊动江泽民的秘密材料

　　她首先介绍了30年代国际上关于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以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泰勒为代表的一方，支持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中央计划配 置资源的主张;以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哈耶克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行的。“这需要在几百万个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到解出方程 的时候，所根据的信息已经过时。”

　　江春泽还写道：“外国专家认为，在明确含义的前提下，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很好地衔接起来，从全球的实践看是可行的，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趋势看，也是合理的。”

　　江泽民肯定材料“很好”

　　陈锦华看过材料后，非常满意，觉得道理说得很清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关于二者的争论也早在社会主义出现之前便已存在，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他对材料中的个别字句进行了修改，并将原标题改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其他地方原封不动。

　　直觉告诉陈锦华，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

　　“如果正式送给中央风险太大了。老实说，我还是有担心的，毕竟这个岗位太敏感。”陈锦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锦华是中央赴上海工作组的成员，早在那时候，就与江泽民认识了，以后也有交往，而李鹏则是点名要他到体改委的人。因而陈锦华考虑，把材料当作参考资料报送这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风险应该比较小。

　　陈锦华深感事关重大，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让秘书刘琦去中石化印刷厂印制这份“绝密件”。

　　江春泽并不知道陈锦华的想法，还按照以往的惯例，等着领导提出修改意见，结果迟迟没有消息。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江春泽在食堂碰到刘琦，便上前询问“材料怎么样了”。刘琦告诉她，材料已经印好、上报了。她记得刘琦他说：“锦华同志觉得咱们这纸不好，到中石化要了道林纸印的。”

　　在接下来的三五天里，陈锦华和江春泽都等待着更高层的批示，心中不免忐忑。

　　10月的一天，陈锦华正在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开会，意外接到了江泽民的电话：“那个材料我看了两遍，很好，很清楚。我今天晚上要到辽宁去，还要带上再好好看看，还要再送给中央的其他同志看看。”

　　陈锦华没想到，江泽民会为了一份材料亲自打来电话。他感到，这足以说明江对其中内容的赏识。

　　与此同时，体改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将材料加印20份报送。

　　消息一传开，很多人替江春泽捏了一把汗，大家纷纷猜测加印材料的目的。有人认为，是材料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也有人劝江春泽做好思想准备，“体改委说不定又要倒大霉了”。

　　江春泽自己分析，这份材料是领导交办的任务，写进去的东西都有据可查，又没有流传到社会上去，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平静的外表下，不免惴惴不安。

　　没过两天，陈锦华在体改委的两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份材料，并转述了江泽民的认可。至此，悬在江春泽和同事心中的一块大石总算落地。

　　几天后，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即达沃斯论坛)的经济学家应邀访问中国，李鹏在北京会见了他们。江春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李鹏向专家们介绍了中国的改革情况，说到最后，突然谈起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江春泽听到李鹏说：“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已经争论100年了……”她想，这不是我在材料里写的吗?看来材料里写的东西李鹏接受了。

　　在1991年的一次会议中，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局长吴凡吾看到了这份材料。他悄悄地问江春泽：你是不是想让中央领导在中国搞市场经济啊?江春泽开着玩笑回答：你看我说过这句话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锤定音地结束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2月，江春泽将这份材料以原标题，发表在《改革》杂志1992年第2期上。

　　2011年4月，江春泽以这篇文章申报2011年度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为她写下了这样的推荐：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是否坚持计划经济成了改革“姓社”还是“姓资”的“路线”与“方向”问题，主流舆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把市场经济视 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江春泽用简明通俗的文字，把上下一百年全世界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争论的历史与实践概括地加以阐明，指出这不过是资源 不同配置方式之争，与社会基本制度并无必然联系。这篇报告起了突破禁区、呼唤继续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作用。它适逢其时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接受，有利于党 内决策层思想认识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