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高度务实，不会撞了南墙不回头
人物周刊：历史上，中共很多次及时调整战略，实现自我更新。您觉得中共的转型能力来自何处？对于眼下这次，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您是怎么看的？
杨奎松：你说的很多“及时”，其实里面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特定的机遇。比如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哪怕是5年，还有可能吗？很多机遇一旦失去，即使你有了调整的条件，也未必能够成功。当然，中共的这些改弦更张，也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或某种机遇在起作用，这里面也有中共自身的转型能力在起作用。这种能力是什么呢？依我看，就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性。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前苏联也是共产党当政，为什么转型就转不过来？因为俄国人就其民族性而言，远没有中国人那样务实。中共为什么每到政策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及时转型？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极强的务实特性，不会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当然，务实归务实，具体到不同的领导人，也还是会有务实程度的不同。毛泽东太过理想，再加上人到晚年更加固执，要他像邓小平那样务实，转变那样彻底，难。
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从1990年代就开始提了，也一直在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本质区别在于，革命党是为革命而存在的，它始终相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因而始终相信必须为巩固政权而战；而执政党则是为管理和服务社会与国家而存在的，它只有追求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才能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要真正完成这样一种转变，远非那么简单。
1949年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人物周刊：有些人觉得1949年后，我们的许多传统发生了断层。今天在做的很多文化工作，其实是补课性质的。您觉得，在您身上，最大的传统来自哪里？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研究等方面。
杨奎松：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只是像我这样不做古代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人回答起来恐怕很不专业。但是，这又是我们这些正在做新中国建国史研究的学者人人都必须面对和研究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读建国前后那些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书信时就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中许多人在1950年代以前和以后，写信的称谓和格式，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称谓，即区别尊卑、长幼、亲疏、大小等种种身份差别的书面敬语，1949年以后几乎不复存在了，大家都逐渐换成了最简化的苏联格式：“亲爱的××同志”，“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之类。影响到今天，许多年轻学生，连给老师写信时该用“你”还是用“您”都毫无概念。类似的改变，从穿衣戴帽，到言谈举止，到待人接物，到婚丧嫁娶，乃至于到思维方式，几乎都是颠覆性的。我经常想，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人物周刊：您觉得，在您身上，最大的传统来自哪里？包括为人处世，治学研究等方面。
杨奎松：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补得回来。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只是跟着要模仿和不得不照做而已。管仲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和抛弃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
我惟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一条一条地教我和妹妹吃饭的规矩：每个人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菜碗里的菜不能乱翻，更不能专挑里面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从面上夹，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不能张着嘴吧唧吧唧弄出声来……
至少，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的孩子相比，我们可能在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上稍多一些禁忌吧。比如，今天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的开会上课或演出场合的手机铃声，我一直就非常小心，生怕弄出声音来，会注意把它调到振动或关掉，一般情况也不好意思在这种场合中接听电话。具体到做学问这一点上来，我想这种禁忌之心也多少会使自己对自己有所约束吧，比如不太急功近利，不大敢掠人之美，不愿作违心之论，更不敢弄虚作假。
人物周刊：老话说鉴往知今，今天的社会变化如此剧烈，您觉得这句话还有它原有的价值吗？历史学家除了重现过去本身，对于今天的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杨奎松：说如今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依旧在那里起作用。
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国民党统治晚期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了。事实上呢，不是又发生了吗？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是很严重的。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不了解“三反”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一味地相信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里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谁能保证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会再来一场这样的运动呢？
今天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之中前进。置身于此，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分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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