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全盘西化”，大谈所谓“中国化”，强调“爱国”和“民族”的时候，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其实在中国历史上，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
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5期，作者：杨奎松 吴虹飞，原题为《杨奎松：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
很多人印象中，杨奎松从事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敏感领域”。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很快纠正说：“今天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已经不专属官方学者。历史系的普通学者和同学，也有很多乐于选择来研究了。”
的确，除了专业的学术刊物，今天杨奎松还可以面向大众读者，很坦然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著述甚多，最新的一本，是《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部主要从国民党史料的角度考察两党关系的力作。甫一问世，就引起了众多关注。
杨奎松是个“学院派”，似乎从不参与国内“新左”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但是去年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就一个颇为耸动的话题――“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分配”谈了自己的思考，结论是：权利平等，才能分配公平。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相貌。坐在那里，立刻给周围带来一股沉静的气质。但他告诉我们：“我生性好玩好动，叛逆性强，喜欢直来直去，因此总是容易闯祸和得罪人。我的‘内敛’，可能只是面部肌肉的构造给外人造成的一种假相。”
他生长在国家机关的大院里。在新中国长大的他们这一代人，注定了总要和大历史撞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他经历了，虽然还是个孩子，却和父亲一起去了计委“五七”干校。“因为妈妈生怕爸爸不在北京，我会学坏。”他今天都还记得，好多个月里，“每天起早贪黑，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直到今天都特别能走长路”。
1976年，“天安门事件”，因为几首“黑诗”，他进了监狱。那时他已回北京当了工人，和很多激动的人一样，写诗，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他那首“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被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场作为最反动的诗词之一念了出来。后来被编了号（078）影印出来，在全国范围照笔迹查找。“半夜1点左右，几个警察把我从家里的床上弄起来，押上吉普车，按在后排座位下面，先送到‘炮局’，审讯一周后送回工厂，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公开批斗，再送进半步桥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被关押的日子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太痛苦的印象，他说他常常乘狱卒不在附近时，在囚禁他的单间里练习打羽毛球的步伐和动作来活动身体，住小间时和邻窗不知名的狱友互相朗诵诗词解闷。一位后来被枪毙的犯人曾断言他肯定会判无期或枪毙，他说：“我也想过，如果杀100个，我这‘078’肯定跑不了，甚至想象过被枪毙的情形。”
他发现自己实在过于冷静。“自始至终，我既没有激愤过，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他这样总结这件事：“我发现我对被判有期、判死刑并无所谓。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凡事只看眼前，做事从不后悔。知足长乐，创造并享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是让我将来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头两个政治经济学方向都没能被录取，第三志愿填的是历史，结果被补招的中共党史专业录取了。“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写的是‘法学’学士。”
从人民大学毕业，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成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1982年的时候，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党校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特别适合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
整个80年代，是这个未来学者的养成期。“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当时还没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上万张。那时也还没有科研经费一说，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跑遍了。那时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对外开放，我断断续续跑了几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准备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从1991年开始，我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荒唐的“必要之恶”
人物周刊：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奎松：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人物周刊：90年代初，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就是在那时候，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您对那次的党史热有何评价？
杨奎松：严格说来，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即使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些不幸和曲折，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因为除此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奎松：这是什么思路？！凡主张革命者，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其革命者，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肃清甚至消灭的对象。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但是，为了国家，或为了人民，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问题在于，第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已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就不会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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