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的一天，又有一个在“文革”参与了“造反派”行动的同志心中很内疚，多次找我，想表达一下悔过之心，因不巧没有碰上。他给我留了一个便条：
刘涌同志：
多次与您办公室的同志联系，请求面见，但均适逢您外出而未能如愿。
“文革”中我干了错事，迟至上月才呈上一信表示认错道歉，觉悟太晚，深感惭愧，敬拨冗接见，以便当面检讨，接受批评。
此致
敬礼!
×××敬上
1984年5月10日
他在道歉的信中写到：“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我没有经受住考验，犯有错误，特别是在对待刘涌同志的问题上，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理应专门检讨，请求处分，并向刘涌同志本人郑重认错道歉。”
“‘文革’中，刘涌同志一开始就遭到林彪、江青一 伙反动路线的迫害。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又长期培养、教育过我的领导同志，在他身处逆境、备受摧残时，我不但没有表示应有的同情，反而乘机‘造反’，积极参 加对他的批斗，甚至还动手打过他。我辜负党对我的长期教育，也辜负了刘涌同志多年来对我的信任，我的错误，无论是于情于理，都是难以原谅的。”
“由于事隔多年，当时的一些具体情节虽已记忆不清，但刘涌同志那种激愤、伤心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每当想起这一情景，就感到格外的惭愧与内疚。共产 党不打人骂人，这是党的一贯传统纪律，老幼皆知，既使是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曾多次重申这一纪律。这样的错误竟然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入党多年又长期在领导 机关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找不出任何客观理由进行开脱的。”
通过此事，我深切地体会到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被颠倒的历史，终究会被颠倒过来。同时，也感到在“文革”时期那样的形势下，一些同志参加造反活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日后有检查有认识有改正，我认为可以谅解。
4、在“反修堡”期间与被“专政”的同志增进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8月15日，刘仁、郑天翔、崔月犁、叶子龙和我等市委领导70余人，被押送到昌平县居庸关外清华大学的一个基地办集训班，由于关押的都是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故又取名“反修堡”，四周围着铁丝网，荷枪实弹的警卫日夜看守。
临走时，我们一起集中在市委汽车队 的房子里，每人胸前歪挂着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条幅，叶子龙指着胸前的“条幅”对造反派说：“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头 子!”造反派用眼睛瞪了他一眼。到了“反修堡”，我们第一是接受审查，写“反省”材料，第二是分别被拉到城里挨批斗，第三是参加秋收、植树造林等强体力的 劳动。
患难中与崔月犁同志互相勉励
在“反修堡”里，我和崔月犁同志被分在一个房间，真是不幸之中有幸事，我俩又可以有时间相互交换意见、交流感情、相互慰勉、相互帮助了。崔月犁同志 1934年参加革命，1937年1月到晋察冀中共中央分局城工部工作，同年三月被派往平、津做地下工作，主要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地下工作。
我和崔月犁同志的友谊可追溯到解放初期。当时北平的社会治安情况十分混乱、复杂。虽然，市公安局已经掌握了大量敌特分子的材料，但对个别人的具体情况、现实表现了解不深。这些情况我们向市委刘仁同志做了汇报，刘仁当即表示可由原地下工作各系统的主管同志来座谈。
不久，崔月犁同志被冯基平邀请来谈情况，谭政文、冯基平和我(时任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书记兼一处处长)等少数几人在座。崔月犁同志坦诚地说是奉刘仁同志之命来汇报情况。他硬是凭着自己良好地记忆，非常有条理地谈了医务系统等方面的敌特情况，他非凡的记忆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友谊交往自此开始。
当时的北平市警察医院位于现在的绒线胡同内，缺少像样的医生，广大干警生病后，治疗十分困难。冯基平同志去劳改农场检查工作后，发现一名叫宋元凯的 服刑犯认罪服法、表现较好，在农场医务室为干警和在押犯人医疗治病很起作用。宋持有英、德两国医学博士学位，在医学理论上有造诣、有点名望。冯基平建议为 其办理减刑依法提前释放手续。他的想法得到了市局领导的同意，也得到崔月犁同志的支持。宋提前释放后，安排到公安医院当大夫，经过短时间考验，经崔月犁同 志推荐，市卫生局任命宋元凯为公安医院医务院长。后来，又陆续从农场服刑人员中选出两名有声望的医生，采取减刑或免刑的办法，安排到公安医院，经过短期考 验后，充实了公安医院的科室领导。还经崔月犁同志推荐，从北京市其它医疗单位调来几位较好的医生，提高了医院的整体医务能力。到“文革”前，北京市公安医 院成为北京市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院长宋元凯、内科吴主任经常被邀请参加各医院疑难病的会诊。
1962年我因患感冒，用药不慎引发了耳鸣耳聋的重病。我当时不以为然，退烧后，认为过几天就会好的，但刘仁、崔月犁同志对我的耳鸣耳聋病症十分重 视。有丰富医学知识、医疗经验的崔月犁同志对我说，对这种病不能“马大哈”，不抓紧治疗，发展下去会越来越重，甚至全聋，就悔之晚矣!经崔月犁向刘仁同志 汇报我的情况后，刘仁同志令我立即住入同仁医院，并经崔月犁同志会同医院组织有经验中西医专家会诊治疗，病情稳定稍有好转。1963年崔月犁同志还亲自与 上海医务部门联系，安排我住入华东医院，由上海的耳科专家会诊治疗一个多月。
到“反修堡”后，我们俩都成了专政对象，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治疗耳疾是不可能了。崔月犁同志被送到城里参加批斗会的次数比我少，而且基本是文斗，每 次回来，身体上基本上没有受损伤，对他的情绪影响不大。而我的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了，送到城里参加批斗会的次数比他多，而且基本上武斗。政法系统的造反 派，更是无法无天，批斗会上体罚比较严重，我的胳臂每次都被他们扭伤，头部经常被撞起血泡等。回来后，全身酸痛难忍，被扭伤、磕伤的部位更是钻心般的火辣 辣地痛，让你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每逢此情况，崔月犁同志就以乐观的情绪给我讲故事，“某某同志在敌人监狱里坐老虎凳、手指插竹签都满不在乎……”鼓励我 坚持斗争。
刘仁同志的关怀令我热泪盈眶
在“反修堡”期间，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是不断地被揪出去参加名目繁多的批斗会。但他仍然关心的是如何鼓励和保护同志。记得有一次，我从城里挨批回 来，造反派不让我休息，直接送我到田间参加麦收。批斗中被造反派扭伤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新旧伤痕在伏天太阳照射下，疼在表皮，伤在心里。
这天劳动间隙时，刘仁同志悄悄地过来，对我深情地讲：“不要怕，不要闹对立，要相信党，相信人民!历史是人民写的，颠倒的历史终究会被纠正过来!”
我的眼睛湿润了，刘仁同志也是在不停地被批斗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处境最坏，自己尚不能照顾自己，心中却仍想的是战友，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他又关心地问我：“吃饭怎么样?胃病犯了没有?要注意身体健康，保证革命的本钱!”等。我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深深地被这种战友情打动了， 哽咽地回答：“能吃能睡，没有犯病。”刘仁同志会心地笑了，他笑的是那样的自然，笑的是那样的甜蜜，让战友们从他的笑脸中，体会到了什么是力量，什么是正 义，什么是人民的事业。
我与刘仁同志的友谊之初是在1938年，那时，我们都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在29班学习，担任党支部委员，刘仁同志在党校任秘书长和19班班主 任。解放后，我先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6年11月调到市委组建政法工作部并任部长，刘仁同志任市委副书记，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我与他相接触 的几十年工作中，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刘仁同志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丝毫不以个人荣辱为念，对我印象至深。解放初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特 务头子徐宗尧，以他的身份和罪行，本来是罪责难逃，应执行枪毙。但徐宗尧在北平解放前，曾为我党地下工作者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并交出保密局北平站的人员 名册、所使用的密码及在南京授 意下布置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和电台等，对革命工作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刘仁同志对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说：“对徐宗尧可以宽大处理，将功折罪，不要枪毙，判他徒 刑，以利改造。”嗣后，徐宗尧被特赦，还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封闭北平妓院前，我陪他到前门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调查妓女饱受压迫摧残的情况，掌握第一手 资料，保证了封闭妓院的顺利进行。大跃进时期，实行推广集体食堂，我陪他去延庆检查工作，老县委书记罗林向他哭鼻子，说执行不了。我们下去一查看，这里山 区的农民住得很分散，确实不可能集中吃饭。在当时的情况下，刘仁同志实事求是，勇于负责，马上拍板同意不搞食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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