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彭真同志相识是在1945年6月党的“七大”闭幕不久。当时我在枣园中央社会部干部科工作。一天，在国际友人处任管理员的邢相生同志找到我说， 他的夫人郭云芝随冀察边区某地委党委宣传部长韩纯德同志已来到延安县城，问怎么办?可否来枣园(因当时枣园既是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又是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对 外来人员审查极为严格)。我即向中社部领导作了汇报。李克农副部长批示我持介绍信面见彭真同志了解情况。彭真同志当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枣园离中央党校 有四、五里地，我骑上马一溜儿小跑来到党校。经传达室同志引见，我走进了彭真同志办公的窑洞。彭真同志正不知疲倦地伏案工作着，见我进来，即站起来同我亲 切握手。我随即将介绍信递给他，说明了来意。彭真同志看后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他认真地看我递给他的信。一会儿，他用肯定的语气对我说：“我和韩纯德同 志很熟悉，他这个人工作很好，对党忠诚老实，非常可靠，是一位好同志。他带来的女同志虽然我不认识，但韩纯德同志办事是可以信赖的!”彭真同志还询问了我 的基本情况。他待人平易，和蔼可亲，使我来时拘谨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我起身向彭真同志告辞时，他又一次和我紧紧握手，并把我送出了窑洞。
北平解放初期接管工作，凝结了彭真同志的巨大心血。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委在保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彭真、叶剑英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 北平市委组织机构，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及主要干部任命名单。谭政文被任命为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我被任命为 市公安局一处处长。是月下旬，谭政文和我及冯基平在向彭真同志汇报接管干部情况时，我再次请求增加干部，冯基平同志还特意提到平津地区有各大解放区情报站 组情报人员的情况。彭真同志对这一情况已有所了解，当即表示向中央请示报告，中央很快就批准同意。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军管会肩负的任务相当艰巨和繁 重。彭真同志提出公安工作首要任务是把敌情搞清，并具体提出了肃清反革命要“先武后文、先上后下”的方针，即先迅速抓捕搞行动破坏的武装特务和阴谋暴动的 匪徒;先清理上层反动分子，“擒贼先擒王”。北平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以崭新的面貌迎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凝结了彭真同志的巨大心血。
彭真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我终生难忘。1956年9月党的“八大”前夕，彭真同志提出建立北京市委组建政法部，以便适应形势的发展，更好地开 展工作。经彭真同志提名，市委决定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我调任市委组建政法部当部长，彭真同志为此亲自找我谈话，阐述了成立政法部是健全法制的 需要，是减少公、检、法发生错误的需要。并提出工作上的三管，即：“管政策、管协调(公检法)、管干部”。“管政策”就是主管掌握政法工作的政策;“管协 调”就是搞好政法各单位的协调;“管干部”就是协助市委组织部管理政法各单位的干部工作。并要求协助市委做好其它方面的工作。我表示接受任务，要尽自己最 大努力完成好工作任务。
“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反右”斗争比较稳和彭真同志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分不开。当他察觉到北京中小学教师被划为右派分子较多的情况，即指示我(主 管政法工作)和主管教育工作的杨伯箴同志去门头沟区调查研究。了解到有的领导同志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竟把凡是穿绸缎衣裳(俗称“抖咪嗖”)的教师都 打成右派。回来向彭真同志汇报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这种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指示市委教育部要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过细做工作，防止和纠正扩大化的倾向。
彭真同志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师长。1962年我因药物中毒，听力下降。“文革”期间得不到治疗，听力继续下降，“文革”耳聋重听更 加严重。1982年，彭真同志听力下降，经成都中医院大夫治疗，稍有好转。不久他即介绍我去成都中医院找李大夫治疗耳疾。彭真同志对我的亲切关心，表达了 他对同志们关心的一腔热忱。
1990年3月25日，彭真同志为我亲笔题词：“坚持发扬延安精神、延安作风”。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和希望，也是彭真同志对北京市所有老干部、老同志的关怀和嘱托。
3、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康生一 伙，制造的一起重大错案。1966年9月，康生经过一系列的策划，给毛泽东写信，诬告1939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 狱，是“自首叛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尔后，这六十一人到处遭到红卫兵的揪斗。1967年3月中央“文革”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关于 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的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就这样将 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且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风，使许多党员、干部遭到迫害。
为搜集这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案的所谓犯罪证据，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又炮制了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问题”案。对安子文同志采取了法西斯式的审讯方式，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迫害。
1968年2月，中组部专案组诱逼部里的一位同志与我当面对质，让我承认是“刘涌奉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的命令”，将有关六十一个人的敌伪档案交给了他，后经他转手交给安子文销毁的。
为此中组部专案组对我进行审讯，拿出了他们编造的所谓证据，并不时地用坐牢杀头相恐吓。他们采用指供、诱供、诈供、逼供等办法，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 的“证据”，便不断升级加压，从开始的推推搡搡，发展到对我采取揪耳朵、坐“喷气式”、罚站、熬鹰等方法，相继持续批斗一个月之久，仍一无所获。
我当时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在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的原则，使审讯我的人，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我的刚毅、坚贞而怯步。他们称我是“一块又硬又难啃的骨头!”。正是由于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 态度，没有说半句违心话，才使康生、“四人帮”迫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阴谋未取得所谓销毁档案的证据。“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冤案进行 了评反，评反报告中表扬了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同安子文同志是1943年在延安他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期间就已相识。那时正值延安整风、审干阶段，我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干部组工作，兼做机关整风委 员会秘书。为了审干弄清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曾向安子文多次作调查。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9月15日，党中央做出了《创建东北 根据地的决定》，指出东北的形势对我党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决定从延安和各根据 地抽调两万多名干部，随同十万大军到东北参加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社部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干部分作四批，每批的编制序列、带队人的情况都要向安子文同志作 详细汇报。同时，还有少数干部随军南下，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安子文和中组部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指导和大力协助。在这些工作中，安子文平易近人、循循善 诱、实事求是、和蔼可亲的态度和作风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安子文坐过军阀、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监狱，但他都没有屈服过。在中央组织部担任副部长、部长等职的20余年中，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坚强的党性、良好的思想作风，堪称典范，值得我敬佩学习。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薄一波、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案”得到彻底平反。安子文结束了多年的流放生活，由淮南回到 北京。我也刚恢复工作，但耳朵听力已经很差了，根据当时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同志的要求，并征得我的同意，北京市委批准我回市公安局当顾问，同时任市局党委常 委。
不久，安子文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去党校探望他，我们见面后紧紧握着手，许久，许久……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我情不自禁地热泪夺眶而出，安子文同志也激动得眼睛湿润了。
一天，我陪同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3人，去医院看望冯基平(1979年初，冯基平因患上直肠癌第二次住院，经友谊医院专家会诊后，决定给冯基平 做手术，延长其生命，防止癌细胞转移。冯基平坚持不做手术，想抓紧最后的时间，继续多为党工作，许多老同志到医院劝他，都无功而返)，薄一波等三同志对冯 基平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你在国民党、‘四人帮’的监狱里，坐了13年牢，你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难道还怕做手术吗?”“手术治疗直肠癌是效果最 好的方法，在手术上不能再拖了，否则病情不好控制。”并转达了彭真同志劝他安心住院治疗的意见。冯基平听到这里，精神凝注，深情地望着我们，点了点头。
谈到彭真同志对冯基平同志的关怀，我又想起了彭真同志给住院中的冯基平的一封信，记得那是1983年4月，彭真同志在信中说：
基平同志：
我近日因为忙，没有时间去看你。希望你好好治病养病，这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
至于你参加革命后一直忠心耿耿为党工作，文革期间刚强不屈、始终如一的情况，是很多同志所清楚了解的，历史事实俱在，同时事已过去，在病中不必反复去想它，致影响养病。你是个胸襟开阔、乐观主义的人，在病中更应如此。希望多多保重。
彭真
四月十日
经过薄一波等同志做工作，冯基平眼睛湿润了，当即表示同意手术。薄一波等同志的感情一下的舒展了，谈到“文革”磨难中我的表现时，薄一波同志当着大家的面，他感慨而动情地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有骨气!”赞扬了我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
一天，我去郑天翔同志家(“文革”前，我在他领导下一起工作，“文革”中一起受到专政，可以说工作一起、患难又在一起)，正赶上他练字，我看他专注 的神情，洒脱、飘逸、豪放的字体，令我非常羡慕、钦佩，脱口而出向他求字，郑天翔同志提神凝气挥笔写下“狂风不移，烈日难化”八个大字，借以赞赏我在“文 革”中的表现。
一些“文革”中犯过错误的同志，“文革”后期经常给我来信，表示悔过之心。1979年6月6日，中组部的某同志给我来信，对“文革”中自己的作法表示悔过。1986年他又再次给我来信，诚恳赔礼道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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