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雪峰同志在他“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马 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往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 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深夜。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1、林总早晚要退出 政治舞台。不退也要退，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 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的批示，内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大家有所警惕。’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称(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不久，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系统县局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要求“肃清罗瑞卿在公安部门的影响”。北京市公安局讨论此文件时，我是作为市委常委、市委政 法部部长出席了会议。我在发言中详细列举了事例，说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包括兼北京市公安局长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政 绩是非常突出的，表明他是一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领导干部。我对他“只有好印象，没有坏的印象!”
我的发言像是捅了马蜂窝一样，引起了“造反派”的强烈不满，群起而攻之，成了“造反派”首打目标。他们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 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错误”。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议。“造反派”被我的这种行为激怒了，骂我“装聋作哑，揣着明白装糊 涂”，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但仍未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我与罗瑞卿同志的工作接触，应该说是从1949年6月公安部成立后开始的。那天，李克农同志在北京饭店主持开会，向与会同志通报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今后主管公安工作，此后，我与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接触较多。
1949年12月，罗瑞卿同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我开始是公安局一处处长，后为办公室主任，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接触也就更频繁了，再加上我的爱人金信同志又是罗瑞卿同志的秘书之一，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他在兼任市公安局局长三年多时间里，非常重视公安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我们做到：“‘对敌要狠，对已要和’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是我们必 须遵守的原则，是我们的法律，是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标准，是当好人民警卫员的最高标准。”他经常提醒我们：“公安机关有权威，但这个权威是人民 交给我们去对付反革命的，绝对不能用来对付人民。”进而要求大家：“人民警察必须热爱人民，要把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没有做好人民的事就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公安局是万人以上的单位，政治任务繁重，对干警要求严格，没有专门的政治机构是不行的。市局的政治部和机关党组是在他领导下成立的。记得有一次，罗 瑞卿同志找我和冯基平、狄飞谈话，他说：“市公安局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没有专门的政治机构主持政治工作是不行的。政治工作是我们人民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优 良传统，你们要很好研究。”根据罗部长的指示，1953年5月，市局人事处撤销，很快就成立了政治部，由我和惠锡礼、王慎之主持工作。这年夏天，时任第一 副局长的冯基平同志外出开会，由我主持的一次局务会，主要内容是讨论“特情”的使用和“特费”开支问题，当时排在第二位的副局长张明河和侦察处副处长狄飞 吵的很厉害，谁也说服不了谁。张拍着桌子对狄飞嚷到：“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大家都不同意张明河同志的意见，认为狄飞同志说的对，可是又没有办 法，会议气氛紧张极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我让时任办公室副主任的徐守身同志打电话急告罗瑞卿同志，罗部长接到电话就来了。他说：“现将局务会变为党组 会，要发扬民主集中制精神，少数服从多数，首长说话不算数。”会后，我根据罗瑞卿同志指示的精神，写了要求成立“北京市公安局机关党组”的报告，很快市委 就批准了，由罗瑞卿同志任市公安局党组书记。罗瑞卿兼局长期间，多次深入派出所搞调查研究，市局的大政方针政策，都是经他主持制定的，大案要案都他审批 的，不是名义上的兼局长。
1952年春，中央派罗瑞卿同志奉命去广东省、广州市督促、检查、帮助搞“三反”、“五反”运动，刘复之、王仲方、李广祥、王赤军、郝治平和我等人 陪同，组成工作小组，干了近四个月。其中途经长沙市时，罗部长在听取湖南省公安厅同志汇报工作过程中了解到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的案 件”，当日派我和李广祥同志到湖南省厅监狱与王丕敏谈话，了解情况后，并与各方面知情人士进行谈话核实，后由李广祥同志执笔写成书面报告，向罗部长汇报。 报告陈述了“王丕敏自任长沙市公安局长后，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罗部长审阅后，当天即给毛主席拍电报，当晚，就得到毛主席的回 电：“与民争利，罪恶严重，不处决不足以平民愤，处以极刑”。大家接到电报后，十分惊讶，出乎意料。
那时，我们与罗瑞卿同志朝夕相处，一起开会研究、讨论问题，聆听他的工作教诲、感受他的启发教育，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切身地感觉到了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革命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因此，说罗瑞卿同志反党，我始终也不相信。
“文革”后期，我从山西流放地回来，恢复了自由，但尚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我和金信同志去西颐宾馆探望过罗瑞卿同志两次，他们夫妇俩招待我们一同吃 了饭，并用他的车送我们回到勒令搬家后的宣武区铁鸟胡同8号(我因怕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没有让司机开车送到我们家门口)。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死于工作岗位。我将此噩耗及时报告了罗瑞卿同志，罗当即表示要参加追悼会。我对他 说：“您身体不好，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方便，我们代您送个花圈，转达您对家属的问候就行了!”罗一再坚持要参加追悼会，看望、慰问一下邢相生同志的家属， 借以表示他的思念之情。
那天，他来到了八宝山，坐着轮椅，参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会，并一一慰问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很多在场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市公安局的广大公安民警 对罗瑞卿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我对罗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不仅反映了我的看 法，其实也代表着全局广大公安民警的看法。
1989年元月，为表达我对罗瑞卿同志的缅怀之情，特到郝治平家送上我写的一幅长联：
凌云壮志卓著功勋威武大将炳垂美名
献身保卫组建公安经天纬地景行高山
光明磊落劲直真诚秉公执法憎爱分明
“文革”劫后雄风犹在拨乱反正鞠躬尽瘁
良师楷模风范长留缅怀学习敬挽千古
2、《二月提纲》彭真同志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文中提出：要坚持毛泽东1957 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根据《提纲》的精神，中 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4月1日，张春桥拿出一份《对〈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 纲〉的几点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撤销和批判《二月提纲》的决定。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 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深 秋的一次市委常委会议上，我坚持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二月提纲》彭真同志是正确的，张春桥的批评是错误的。对《二月提纲》的批判，是不能说服人的，结果 现遭到了大字报、小字报的批判，接下来就是我和宋硕同志遭到造反派的猛烈批斗。
“文革”期间，我和赵凡等人多次被拉去陪彭真和刘仁同志接受群众大会批斗，造反派在批斗会上多次对彭真同志体罚，他当场表示这种作法不符合党的一贯 政策，对强加在他头上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他为保护许多老同志免遭迫害，勇于承担所谓种种“罪责”，对林彪、“四 人帮”强加给北京市公安局所谓“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罪状”等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慷慨激昂地在“供词”上写下：“凡是由我批准的”，我都“应负责任”。 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革命精神。1979年拨乱反正后，我和冯基平、闵步瀛同志看到他的“供词”手迹后，感动得泪淌满面，泣不成声。 彭真同志这种忍辱负重、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质令人敬佩不已。
我认识彭真同志是在1941年6月。那年夏，彭真同志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建设”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报告中，他以大量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光辉著作是指导抗日军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语 言非常生动，与会同志受到了感染，产生了到抗日前线亲身参加火热斗争的革命愿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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