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山里的天气很冷很冷，冻得嘎巴嘎巴的。我们随着拉行李的大车沿着河套又往回走了近10里路，来到了一个叫和平庄的村子。和平庄有5个生产队，500多口人，在当地就算是个大村了。进村时，许多社员围观，可以说能动的人都出来了。但没有欢迎仪式，也没有红旗和掌声。在大队部里，我亲眼看到大队干部是怎样安排我们的。按本意，我们很希望大家在一起生活。可大队革委会主任丝毫也没理会我们的要求，他对5个生产队长说：一队俩，要男要女自己报。结果不过一分钟，就扒拉出5对，随后我和另一个男生就分到第五生产队。那是一个最穷的队。行李搬到房东家，头一顿饭有一个老娘子给做的，她是生产队长的妈，做这顿饭给记半天工分，米汤泔水全归她。转天就自己做了。可想而知，两个半大小子，往下的日子会过成什么熊样。有这么一个细节很值得思考：当时和平庄并不是一个非常穷的村子，村里有三分之一已是瓦房。能腾出一间屋（对面屋）的人家亦不少。可是，我们6个男生，竟然有两户4人没有房东。简言之，即对面屋或是生产队仓库，或是无窗无门的破房，而住人的这间屋是现收拾出来的。我有房东，但那家显然条件较差，屋里不过收拾出半铺炕，炕头和地下堆着农具和杂物。我睡下的晚上，一阵阵呼噜声在窗根下响起，天亮才发现窗下就是猪圈，天热了满屋臭气。
尽管日后我们与房东及众多的社员相处很好，有些人甚至后悔为什么不把知青放在自己家住，但当初谁家都不愿意收留知青，应该是个事实。而这又不是社员的过错与失误，根子显然是在接受“再教育”这3个字上。
当时，农村的阶级成分自土改一路“世袭”下来，哪怕是刚出生的孩子，如果他爷爷是地主，他也就是地主。对此我们很不理解，曾和队干部说应该从孩子父亲那论出身。人家说要是那样，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因为眼下这批年富力强的“地富”，其实土改定成分时还都未成年或刚成年。因此，阶级斗争如果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地主富农就得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得有，不能断捻儿。“捻儿”即油灯棉捻，断了捻儿灯就不亮了。
大概上面也了解这种情况，感觉到这样对地富子弟不公平，于是后来就有了政策，称地富“子弟”为“新社员”，又为“可教育好的子女”。但无论如何变称呼，也变不成贫下中农。对此，有的“子弟”干脆不领情，说叫来叫去太麻烦，不如叫“地富子弟”明了。农村不同阶级成分所带来的后果是明显的，以至于稍懂事的孩子就知道自己家是贫农，哥哥可以参军。而“子弟”和他们的孩子则明白，如是女孩长大可以嫁出去，是男孩就娶不上媳妇了。忽然有一天，在地里干活，一个十来岁的贫农孩子指着我说：你们是在城里犯了错误，才下放到这来接受再教育的，其实就是“子弟”。
我愕然。身边的社员都默默无语地听着，表情是不反对，还好，没跟着应声。但很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青龙这里比较困难，社员家吃饭习惯喝粥。米少，就熬稀粥。有一段顺口熘很出名，即“一进青龙门，稀粥两大盆。盆里映着碗，碗里映着人。”大约到村里也不过20多天，和社员熟了，干活时就闲聊。有的社员也爱说，就说了这顺口熘。我记得我还让他说两遍以便记住，好日后说给别的同学。突然间大喇叭就喊，开全大队的会，社员就都聚到大队部前的空场。空场边有棵大榆树，我们男知青自然凑到一块坐在树下。会开了，是批斗地富分子。把人揪上去一熘，就见有数人是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看来是早有安排，大队干部说有人散布今不如昔的反动语言，说啥稀粥两大盆，把他揪上来。我还四下瞅这是要揪谁呀？不料民兵冲着我们走来，转眼间，我们中一个男知青就被揪了上去，和地富排在一起！真是吓死人啦。幸好那天比较“文”，只动口，没动手。当时我的心怦怦跳，害怕下一个会轮到自己。还好，跟我说顺口熘的是个贫农，而跟被揪知青说这话的是地主，偏偏他听后又跟旁人学说，我还没来得及学。
斗地富同时斗知青，渐成风。不久，全公社开大会，能有上万人，黑压压的，在公社中学操场搭高台，还有贫宣队主持，一声喊，就把另一个村的知青揪了上去斗了。罪行是不好好接受再教育，踢生产队长。详情是队长喊他下地干活，他头朝里睡，不动，队长拽，他眯瞪瞪踹了一脚。
那次大会影响极坏，知青在社员眼中地位每况愈下。我们的信件都是邮局送到大队部再捎到各生产队的。大队干部很随便的就拆开看，生产队长则要你买烟来换。最可怕的是有人开始打女知青的主意了。三队一个人高马大的大光棍子，是大队种马的配种员，力气极大，与人打赌，站在当街不喝水，一口气能吃下二斤干豆片。就这位谁见谁怕的野汉，他相中二队一个女知青，酒后就把女知青堵在屋里，要谈谈心。后来他交代说他只是要和女知青交朋友搞对象。具体细节就弄不清了。但那女知青当年回津探亲就再也没回来，理由是受刺激得了病……大队革委会主任审这光棍儿时，派我和另一个知青把着他。要说我们也是正当年好力气，可让他一甩，就把我俩甩到一边。可想而知，他要和女知青“谈心”的情景该有多么可怕。
事态的发展显然是走向失控，除了政治上的偏见，生活对我们来讲则意味着艰难。秋下分口粮，我背着口袋在场院排队，毛着（带皮）每人每年360斤。一天不到一斤精粮，而我一顿吃一斤饭也就是将饱。社员家有小孩（生一个孩子就有360斤口粮，极大地刺激了生育积极性），而且不是一两个，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大人孩子搭配，又有自留地，日子尚能过得去。知青一两个人，又正是能吃的年龄，就很难了。那时粮食是绝对不能个人买卖的，没有办法，只能从城里家中带些来。这个县的知青主要来自3处，一是本县的。他们的父母多在县城当干部，插队的地方是事先挑选的，回家方便，捎东西也方便。二是承德的，而且是同一个矿区的学生。他们的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对自已的孩子有关照的便利条件。三就是我们天津知青，人多，前后有上千人吧。我们回趟家不容易，回来顶多扛些挂面，又要送礼，从大队干部到小队长，再到房东和关系不错的社员，自己基本留不下。所以，能不能吃饱肚子，对我们第一批知青尤其是男知青，成了一个大问题。吃了上顿，不知下顿饭在哪儿。说来好像好笑，但我确实亲身经历了。那时知青除了有被人“再教育”的特殊性，没有任何被关照的地方。
当时国家是按人头给了安家费的，但给多少，怎么花的，我们一概不知。隐约的我听队长说过一句，钱给花了，给牲口买过草料了。后来上面要来检查建房情况，他们忙把生产队的库房截出两间，灶台连炕，没隔断，没顶棚。买了一口锅，一个缸，一领席，两把锄，这就是我俩的全部家当。房子远在村边，没有院，四下全是庄稼，也亏了傻小子胆大，不然真不敢住。
把知青分散开来，是这个县的一大创举。知青聚堆爱惹事（内部打架或与社员打架），而拆零散了，每日随着生产队的钟声下地收工，时间长了，人就变得老实听话或者说麻木了，让干啥就干啥。再加上也没有人告诉什么新的信息，我想如果不是其他一些知青多的地方为命运而抗争，我们跟着沾光，几年之后，我们肯定就彻底变成山里人了。记得后来我的最大理想，就是娶个媳妇，养一口猪，一群鸡，收工回来，家里能有一锅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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