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省计生系统中的“学者型”官员，一手创办全国第一个性文化节;是广东当代性学第一人，第六届“中华人口奖”获得者，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今年60岁的张枫（见右图），5月31日刚从广东省计生委主任位置上退休。
计划生育，本是“天下第一难事”;性话题，本是官员避之犹恐不及的语言禁区。然而在计生系统打拼了25年的张枫，敢于表达民众心声，率性而言，从不避讳。他敢言的个性，让他成为无可争议的“个性官员”。
昨日，“枫哥”和羊城晚报记者一起喝早茶时坦言：“我只想为群众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官员!”
1青少年性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
张枫经历可谓曲折。这个祖籍江苏的人生于广东，在苏北老家长大，在清远上山下乡，在云南当兵，在企业工作，然后考回广州，极偶然地进入广东省计生委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25年。张枫大胆谈性，使他名扬全国甚至海外。
羊城晚报：您是个没有专业学历背景的性学专家，怎么对性学问题感兴趣的?
张枫：刚开始我也没兴趣，下乡时听到了一些故事。当时基层民众对性的无知和愚昧，让我意识到性知识普及多么重要。“性盲”比“文盲”更可怕，研究性学、普及性知识非常有意义!
羊城晚报：年轻人中早恋、堕胎等不少见，青少年的行为也需要引导。
张枫：我曾推动全省开展系列培训活动，其中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我曾到中学调查，发现中学老师很少讲性教育课程。学校教育的缺位也导致了一些悲剧的发生。有对农村夫妇，经常在孩子睡觉后看“黄带”，有次看完后没取出来，第二天上中学的儿子从学校回来打开电视看到了，几分钟后读小学的妹妹回来，于是两人一起看，半年后妹妹竟怀孕了。原来对性无知而又充满好奇心的兄妹竟发生了乱伦。
羊城晚报：现在城市孩子生活在信息化环境中，获取信息渠道多，性观念开放多了。
张枫：这种情况下性教育更不能缺位。有一个雨天我打伞出来，看到一对穿着校服的情侣，在花伞下走走停停，卿卿我我，还相互亲吻。我看不惯就上去教育他们。谁知道男孩生气地说：“关你什么事。”女孩则骂我“神经病”!
广州媒体曾报道过，某些医院做人流的女性中，18岁以下的竟占了30%。孩子早恋甚至堕胎，前途说不定就被毁了。青少年性问题不容忽视。不是说大话，这不仅关系到现代人文化素质的提高，也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
2性教育若把握不好，就成了“性教唆”
“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个不适合放在台面上讲的话题，尤其是官员，对此话题往往退避三舍。而张枫却大胆站了出来，他发文着书，说性品性。他推动全省开展性教育培训，主动站在了讲台上;他创办性学杂志，还曾亲任主编;他全国首创性文化节，还到现场签名售书。
羊城晚报：您的文章和书籍，很多内容是在讲性、品性。您认为“品性”的积极意义何在?
张枫：我们曾做过一个调查，一万对夫妇结婚，结果有4000多对离婚，其中八成原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千千万万家庭生活不和谐时，何谈社会和谐?由性生活不和谐导致婚姻失败，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要建设幸福广东，就要建设幸福家庭，“性福”是“幸福”的应有之义。
羊城晚报：您以一名厅级官员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说性品性，不会有压力吗?
张枫：确实有一些压力。我的第一本书《夫妻性百问》书稿出来时给妻子看，结果被她藏了起来，认为我不该写这种书，经过八个月的思想工作，最后才终于拿出来。我的“品性”系列书籍出版后，有人认为是“官员教人做爱”，并告到了我母亲那里。80多岁的老母亲很生气，电话质问我怎么写这种东西，我好一通解释，并寄去了书籍，母亲读后才释然。
羊城晚报：您创办的性文化节，也曾有人指责，这就涉及一个“度”的问题，超过了群众的接受程度，就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
张枫：我在《人之初》当主编时，有一次被领导叫去谈话，他说：枫哥，你的《人之初》有点“咸”呀，我当时回答：太“淡”了没味道。确实，太“咸”人们也受不了，必须把握“度”。性教育若把握不好，就成了“性教唆”。要讲得合情合理，人们才会接受，不要去宣扬性感受、性体验，不能讲没有性道德的性行为。
3我支持晚婚，但又不赞成太晚。我儿子结婚、生孩子都是我动员的
作为计生官员，要做的是落实计生国策，让群众“只生一个好”。而张枫从2003年主持省人口计生委工作以来，频出新招，建立“惠一生”利益导向机制，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制度、城镇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制度、节育奖等，让落实政策的家庭得实惠。他也因此获得中国人口领域最高奖项―――中华人口奖。
羊城晚报：近日公布的省“十二五”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专家建议广东申请国家“单独生二胎”试点，到“十三五”过渡到放开生二胎，这和您观点一致。
张枫：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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