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站：法庭
法官要我配合
一审开庭是2010年10月19日。开庭的时候，每一个问题，我都讲得他们无话可说，第一次开庭，还没开就发生了争执，我不愿意穿看守所的号服，他们不同意。后来开庭后，解下手铐，我就把看守所的号服脱掉了。
起诉书念完之后，问我是否属实，我说不属实，我说上面写我有供述，那是刑讯逼供了，限制我自由，打我，休息吃饭喝水解手刷牙拉屎拉尿的自由都限制了，法官就斥责我，不满意我说这么多，说你当院长不知道该咋弄。
当时我在看守所里面，不知道“两高三部”出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我的律师提了这个。律师问了我刑讯逼供的问题，问有何证据，我说有X光的片子和笔录上的签字。我2010年5月16日被送到浚县中医院去照X光，我记住了片子的号码：36657。我在县法院的坐车，号码是0366，所以我记住了。
我们要求调取这两项证据。后来，第二次开庭，调取了。但是片子没有调来，调了检查报告，宣读了我5月31日写的那行字。那天的询问笔录上面，我写了“对所受到的待遇保留权利”。
但检察院认为说明不了啥问题。事先他们都写好了证明，说这些人没有对我刑讯逼供，法院最后也没有认定刑讯逼供。我的律师就说，检查报告说“没有异常”，就证明检查了，无缘无故检查什么身体？为啥要检查？
第一次开庭中间，法官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了，说刑讯逼供“都是这样”。我自己当法官开庭的时候，越是影响大的案子，我越是要中立，被告人说的如果有理，就让他说，不能斥责他，浚县的法官连中立都没做到，面子上都没做到。
法官叫我配合，说检察院相当慎重，检察院多次向上汇报了也来法院沟通了，相当慎重，隐含的意思就是：让我明智一点，和法院配合。我平常就很讨厌“配合”这个字眼，有罪的话你就判决嘛，所谓的“配合”就是要你咋弄你就咋弄，要你咬谁就咬谁。
第一次开庭，持续了整整一天，直到夜晚9点。法庭上，前法院院长刘德山为自己作了详细的辩解，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份证据，他都发表了质证意见，并重点谈到了自己被刑讯逼供的经历。
但第二次开庭后，判决结果迟迟未出。经过家属和律师的反复打听，久拖不决的症结在于：刘德山案正在经历漫长的“内部请示”程序，已经过鹤壁市中院、河南省高院，层层请示至最高法院。
刘德山也判断，肯定是“在请示”，他知道，按照内部规定，处级干部的审理和判决，就要报到省里，所以自己的案子至少报到河南省高院，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报到了最高法院请示，而且拖了那么久。
捱到2011年春天，最高法院关于刘德山一案的批复终于下来了。同年9月3日，刘德山获准取保候审，走出看守所。10月份，浚县法院一审判决他无罪，浚县检察院提起抗诉。12月份，鹤壁中级法院终审裁定，刘德山无罪。
第五站：悬赏鸣冤
如果再当法官， 我会更重视被告权利
最后的判决仍然留了“尾巴”，认为我不构成犯罪，但是疏忽、滥用职权。从公平正义的角度，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我办理的减刑案件，是完全符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既没有违法，也没有违规。应该给我下结论，办案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法院的判决应该是这样的判决。
我回来之后，刑法、刑诉法、最高法关于执行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都认真学习了一遍，包括各省的关于减刑假释的文件，都逐条对比，发现各省市不一样，足以说明河南省高院的214号文没有法律效力。
而且，我办案，并没有违反214号文件，虽然规定“一般在执行一年半以上方可减刑”，但这个案子不是“一般”，而是“特殊”，所以我没有违反。
申诉的希望太渺茫了，我也知道难，我也知难而退，恢复正常生活就行了。但现在看来，构成重大影响了。一个是社会影响的问题，一个是据说还要给我党纪处分，一个是对我的工作生活构成了直接的影响。无罪判决半年之后，我仍然没有正常生活。谁来承担责任？
我要尽我所有的努力，向上反映，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尾巴，一定要一个说法。如果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追求司法的公正，但是所看到的一些现实，对我的信仰打了严重的折扣。尤其是有的司法机关，根本不是在依法办案。
在刘德山看来，这仍是一份“有瑕疵的无罪终审判决”：判决书认为他不构成犯罪，但仍认为他“有所疏忽”且存在“滥用职权”，这个结果让他非常不满。他没有申诉。作为多年的老法官，他深知，经过层层请示过的案件，申诉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来自鹤壁市检察院人士的说法是：检方并不认为刘德山无罪，并认为最高法院对刘德山一案进行批复有违法之嫌，目前该院已报河南省检察院，请求对二审结果进行抗诉。
刘德山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做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他会更加重视，对办案中程序的审查，会更严格，对案件最终的判决，会更加慎重。因为，这次司法体验已告诉他，“很多法律规定被架空，而当事人、被告人，实在是太弱势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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