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纯的丈夫杨时，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1942年在延安整风之前曾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保卫科科长，王学纯在党中央社会部工作，他们都多少知道江青的某些情况，在文革前，夫妇俩曾在家中谈论过江青。文革开始后，公检法被军事管制，军管会以杨时夫妇议论江青等问题，将杨时关在机关隔离审查多年，遭受到残酷的批斗，而此时王学纯已在北京被迫害而死，真是被搞得家破人亡。
江青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她要将一切了解她情况的人都斩草除根。
此时早已调离了上海的许建国也未能幸免。
许建国是一位老红军，是党的老一辈保卫干部，与罗瑞卿早已认识。1951年12月，许建国从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6年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政法工作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1954年还被任命为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兼），1959年调任我国驻外大使。就因为他在上海任职期间，负责过公安工作，文革开始后被调回国，然后就是长期被关押和审讯。由于这位老红军不屈不挠，坚持真理，最后竟被迫害致死。
就这样，做贼心虚的江青在清除了公安机关的“黑”材料和相关人员后还不放心，将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也关入秦城监狱。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之死
轿车在秦城监狱的大门前停了下来，只见两位武警身挎冲锋枪，威严地站在那里，他们的身后是高墙和蓝天。
进出秦城监狱必须要有特殊的证件。我因为刚从上海赶来，没有这种证件。杨富年让我在车上等候，便独自下了车，向站岗的武警出示了证件，径直朝里面走去。过了一会儿，杨富年从里面出来了，他将办理的有关证件交给站岗的武警，轿车便开进了秦城监狱。前后经过三道门才到达里面，犯人的监房也都在这里面。
我被安排在一座监房里，这座监房就成了我在长达近3个月的时间里休息的地方。
说是监房，但这里却并非“暗无天日”，房里的设备远远地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室，如果不是不时看到一些来往的战士，真想象不出这里竟是一个监人之地。粉碎“四人帮”之后，被迫害的干部大都被释放，许多监房都是空着，参加预审的部分司法人员被安排在这些监房里，一人一间，有10多平方米大小，一张睡觉的铁床，房里有单独的抽水马桶。只是因为是监房，长方形的铁窗很高很狭窄，窗外布满着铁丝网，透光度不是很好。过去关犯人时，每次吃饭都是从铁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递进来的。我们作为办案人员，当然不能再“享受”这样的“待遇”。
中午吃饭是在食堂里，参加预审的人员8个人一桌，自由组合。伙食每人每月45元，公家补贴。“四人帮”每人每月伙食35元。在吃饭的时候，我看见有小战士提着饭盒，来来往往地在为关押的犯人送饭，这其中当然包括“四人帮”。
在秦城监狱，我听到了许多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这座“特级监狱”残害高级干部的罪行，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四人帮”对甘英（特别法庭上担任审判江青的主审法官）的丈夫、中共北京市委原第二书记刘仁和曾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傅连璋的迫害。
解放初期，中共北平市委的几位领导人（左起）：刘仁、李葆华、彭真
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1公斤之多。“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